南明

时代背景

学者普遍认为，明朝覆亡跟大清军入关是明朝腐败落后、祸国殃民咎由自取的结果。自1620年到1710年，中国经历了一段极端寒冷的“小冰河期”。许多西方学者将15世纪下半叶和十六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全球气温的下降与蒙德极小期相关联，据天文学家对太阳活动历史的分析，公元1645年到1715年出现了一段没有太阳黑子的延长时期。这种极端的气候变化降低了农业作物的产量，并由此减少了明朝的国家财政收入。不仅如此，明朝耕地因此面临大部分干旱，许多农民流离失所。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明朝末期，大规模地方农民会逐渐脱离地方政府领导，爆发一次次规模甚大的农民起义。

明朝时期，统治阶级强调意识形态专制和中央集权管理，被称为“帝王至上”或“皇极”。然而，当时落后的通讯和交通技术使得这一超前设想并不能得到完全实现。皇权至上的原则使得明朝的行政官员们理论上地位处于平等状态，例如司礼监和内阁成员的关系。二者的平衡使得皇权得到巩固，但是，面临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实施变革的需要日益迫切的时候，这种权力制约却使任何尝试改革政府官员的努力都变得更加复杂（也有例外，例如张居正主导下的万历年间的改革，但这一改革的前提是张居正内阁和冯保率领的司礼监之间的私人关系在嘉靖年间就很密切），让身处于中央政府和帝国人民之间的地方官员们在动荡的时代无能为力，大多数官员们只能够低效率办事，这使得地方的统治循环逐渐脱离了中央政府，皇帝的权威并不能有效下放到地方中。

明朝的公务员是通过科举考试这一项艰巨的考试系统选出的，该考试系统的测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里的文学知识。很显然，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们已经习惯于引用来源于《周礼》等儒家典籍的先例，但在涉及实际的经济、社会或军事事务时，他们却很少能够如此博学，这使得皇帝不能够完全放任明朝的内阁成员处理所有政务。

与前朝不同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由于“胡惟庸案”而撤销了“宰相”这一职务，由皇帝本人直接治理六部。这一巩固皇权的措施给此后的明朝皇帝们留下了巨大的负担。此后的明朝皇帝开始设立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由六部各官员组成的内阁，并由皇帝直接设置内阁的领导人，也就是相当于宰相的内阁首辅。后来，皇帝逐渐不信任权力逐渐变大的内阁各官员，于是设立了能够直接进入内廷，帮助皇帝批示文件的，由宦官组成的机构——司礼监。有了这两个机构，皇帝也就不必再直接参与政务。

历史

甲申国变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之后向北京进兵，三月十九日攻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殉国，明朝宗室及遗留大臣多辗转向南遁走。此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大体据有淮河以北，原明朝故地，张献忠于八月一日成立的“大西”政权则割据四川一带，清朝政权则据有山海关外的现今中国东北地区，且控制长城以北的漠南蒙古诸部，而明朝的残余势力则据有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

此时明朝留都南京的一些文臣武将决计拥立朱姓王室的藩王，重建明朝，然后挥师北上；但具体拥立何人则发生争议。根据《皇明祖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在当时明神宗长子光宗一脉（其后继者是天启皇帝和崇祯皇帝）已无人能继位，而次子朱常溆甫生即死，三子朱常洵已被李自成所杀，他的长子朱由崧仍健在，按照兄终弟及的顺序，第一人选为福王朱由崧；但钱谦益等东林党人因之前在国本之争事件中与福王系不和而心存芥蒂，因此一反东林党在国本之争中的立场，以立贤为名拥立神宗弟弟朱翊镠之子潞王朱常淓；史可法则主张既要立贤也要立亲，拥立神宗七子桂王朱常瀛。但最终福王朱由崧在卢九德的帮助下，获得了南京政权主要武装力量江北四镇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和刘泽清，以及中都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支持，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五月初三，朱由崧监国于南京，五月十五日(1644年6月19日)即皇帝位，改次年为弘光，是为明安宗。南明政权自此开始。弘光帝的基本国策以“联虏平寇”为主，谋求与清军连合，一起消灭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起义军势力。

南明政权的分化

明朝南渡前后，大顺已被多尔衮与吴三桂的联军击溃，李自成先后丢失北京和西安，退往湖北。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多尔衮将军事重心东移，命多铎移师南征。此时弘光政权内部正进行着激烈的党争，爆发南太子案，驻守武昌的左良玉不愿与李自成正面交战，以“清君侧”为名，顺长江东下争夺南明政权。马士英被迫急调江北四镇迎击左军，致使面对清军的江淮防线陷入空虚。史可法时在扬州虽有督师之名，却实无法调动四镇之兵。一月之中，清军破徐州，渡淮河，兵临扬州城下。四月廿五，扬州城陷，史可法不屈遇害。随后，清军渡过长江，攻克镇江府。弘光帝出奔芜湖。五月十五众大臣献南京投降清兵；五月廿二弘光帝被掳获，送往北京处死，弘光帝在位仅一年，即覆灭。

回民抗清

1648年，米喇印和丁国栋这两位驻守于甘州的回族将领因对于清朝的一系列“重满轻汉”以及歧视回民的政策不满，于是起兵反清，并拥立延长王朱识𨩴为帝。……

民变军归顺南明

正当南明政权一个接一个地覆亡，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大顺军余部出现在抗清斗争最前线，挽救了危局。……

主要势力

弘光帝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1644年2月8日），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大顺”，之后向北京进兵。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攻克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殉国，明朝宗室及遗留大臣辗转向南走，他们打算和明朝留都南京一些文臣武将试图拥立明朝宗室的藩王，重建明朝，然后挥师北上，恢复家国。此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大体据有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故地，张献忠成立的大西政权则据四川一带，清朝政权则据有山海关外的现今东北地区，且控制蒙古诸部落，而明朝的残余势力则据有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

1644年5月，崇祯帝驾崩的消息传到南京，而太子朱慈烺的下落不明。由于清军很快就要南下入关，宫廷官员很快就同意，需要一位帝国人物来凝聚来自地方官员忠诚的支持。6月初，福王朱由崧宣布开始领导新的明朝政府。当他到达南京附近时，他已经得到了马士英和史可法的支持。他于6月5日进城，次日宣布“监国”。在一些朝廷官员的催促下，福王朱由崧立即开始考虑即位。一开始，监国的福王由于被指责在儒家道德方面的名声有问题，因此东林派的一些成员建议将潞王朱常淓作为替代品。其他官员指出，监国的福王显然是更妥当的选择。无论如何，所谓的“正气”派并不热衷于与6月17日带着大舰队抵达南京的内阁首辅马士英发生对抗。.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1644年6月19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是为弘光帝。以明年为弘光元年。

弘光政权的基本国策以“联虏平寇”为主。其对手有两个：大顺的农民军与清军。由于弘光政权兵力有限，不两线作战难度很大。因此，不是联寇抗清，就是“联虏平寇”，二者必居其一。弘光则是采取联虏平寇的政策。史可法与马士英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赞决者。

由于内阁首辅马士英是皇帝的主要拥护者，他开始通过恢复剩余太监的职能来垄断朝廷的行政管理。这导致了重新猖獗的腐败和非法的政治交易。此外，马士英与隶属于东林运动的史可法进行了激烈的政治争吵。

这时弘光政权内部正进行着激烈的党争，爆发南太子案，驻守武昌的总兵左良玉不愿与李自成正面交战，以“清君侧”为名，顺长江东下争夺南明政权。面对此种危急时刻，马士英宣称：“我和皇上宁可死在大清之手，也不愿死在左良玉之手。”此时，清军开始南下，占领徐州，准备渡淮。尽管如此，马还是命令史可法指挥他的江边部队（准备对抗清军的进攻）对付左良玉。

隆武帝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唐王朱聿键赴广西平乐途中，在苏州得知清军已攻陷南京，俘虏了明弘光帝，朱聿键遂至嘉兴避难。……

经济

南明时期江南地区备受满清军队蹂躏，经过清朝和南明军阀之间的反复争夺，加之清军的多次屠城，令昔日繁华的江南地区破败不堪。

社会

江南士人深受儒家“华夷大防”的影响，十分抗拒满洲人的征服战争，江南爆发多次反清起义，涌现出夏完淳等诸多抗清英雄。也有王夫之、顾炎武等在抗清失败后被迫归隐。

文化

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经济的发达，造就了南方戏曲的蓬勃发展。至明清之际江南城市与农村经济虽已衰退，但因未遭流寇之乱，离北方又远，新闻传播之讯息迟缓，使士大夫与富室未觉世局已岌岌可危，而依旧热衷于演戏。而百姓则面临空前之灾荒与时疫，只得透过演戏的方式以祈神禳灾，并借此抒发心中的不安全感，祭祀演剧的盛行遂成为普遍的现象，也使江南戏剧维持不坠。清军南下时江南纵使有战乱造成部分地区演剧短时间的中断，然不久即恢复旧观，故演剧之风仍持续，尤其是苏州曲派的形成，造就了昆曲的另一高峰。此时涌现了诸如《桃花扇》等经典的文学作品。

宗教

明清易代的过程中，横渡大洋远道而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们为了保存在中国的传教工作，分别和当时的三大割据势力——满清、农民军以及南明朝廷合作。南明朝廷中的天主教官员更是数不胜数，毕方济、瞿纱微、卜弥格都是南明朝廷的中流砥柱，帮助南明历任政权和葡属澳门当局建立联系。永历帝还派出卜弥格神父作为使者，希望他能完成借兵欧洲的目标，1651年卜弥格自澳门乘船出发前往欧洲，历经两年时间到达了罗马教廷。

人口

明末清初的多种史料，皆反映易代之际江南人口因战祸而大量损失。按撰述松江一带史事的笔记小说《阅世编》所记载，动摇明人统治根基的天灾约始于崇祯十四年（1641），而水旱饥荒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才渐渐消失。

范围变迁

南明诸政权鼎盛时期北接李自成大顺政权和张献忠大西政权，但时间短暂，随后即被南下的清军打散，最后与农民军余部联合抗清，活跃于浙江、江西、湖南、广西、云南和四川等省份，中国大陆有组织的抗清势力延续到夔东十三家被灭亡。

外交

南明时期，安南、日本、琉球、吕宋、占城也曾派使者入贡。隆武元年也曾颁登基诏书予琉球，并记载于琉球《历代宝案》一书。

南明弘光帝曾以对等的礼仪派使者左懋第诏谕，并称顺治帝为清国可汗。在诏书中，弘光帝提出四件事：要安葬崇祯帝及崇祯皇后、以山海关为界，关外土地给予清朝、每年十万岁币，并“犒金千两、银十万两、丝缎万匹、犒银三万两”、建国任便。意图令南明和清朝共存，通好议和。不过左懋第到北京被囚，使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