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回变

历史背景

云南回变

咸丰六年（1856年），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推动下，滇西爆发了以回族为首的反清运动，回族杜文秀被推选为“总统兵马大元帅”。亦称回变，其中杜文秀攻占大理，杜文秀任大元帅，辖属18大司。亦传杜文秀本人意图在云南建立伊斯兰苏丹国。大理政权末期，杜文秀义子刘道衡（实际上只有大理城被围后刘道衡和英缅当局进贡给英帝国的名表中才有这一称呼，并未发现杜文秀本人有苏丹名号的任何直接依据），曾以苏丹亲王（刘道衡在大理城被围后曾以此名号出使英国，路上大理城即被破，杜文秀本人留下的印章和署名都是兵马大元帅，从未出现苏丹称号。）的名义赴伦敦，向英国女王献表求助，但被英帝国拒绝。期间清廷平定回变，刘道衡滞留缅甸。云南回乱（同治初年，回民人口约占云南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因此次反清政府叛乱回民参与比例较高，导致战后云南回民大量死亡失踪，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后云南回民也不到云南总人口的1.5%）迅速波及到贵州、四川，乃至回民聚居的陕甘。云南回民头目任武在这时前往陕西鼓动宣传。

清廷西北田赋政策

清朝同治年间，西北的官僚对西北民众施以沉重的田赋附加。清代的田赋附加，起于康熙六十一年，当时每正赋银一两之上加征“耗羡”二钱，以为政府办公费和官吏津贴之用。乾隆年间，加征 “平余”，巧立名目，摊派重叠。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正赋一两之上，“正耗”、“平余”加至一两五六钱之多，换言之，实收的田赋增加到了正规田赋的160%。陕西田亩，除了民田之外，还有元明时期留下来的“屯卫田”、“更名田”，都是官产，农民种官田者，必须缴纳 “本色”、“样粮”、“土粮”、“余粮”等，仓吏收租时，巧立名目，把十多个项目摊入租赋之中。在同治年间以前，以永丰、敬录两仓道来说，每年政府收入的征粮不过十八万石，而官吏对纳粮百姓的强征量就有二十几万之多。贫苦农民，无论回汉，已经无法生存，还要忍受附加之外的傜役。西北地区，清代一直战事不断，自从统治者发动新疆、西藏、金川、镇压白莲教等战役以来，兵差特别繁重，例如乾隆二十年，为供应索伦锡伯军队过境，陕甘八个州府供应的军需物资，派遣了一万一千九百头马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对内需要筹措大量军费镇压各地农民起事，因而对农民的苛捐杂税更为加重。陕西地区，在回民暴动之前就爆发过两次农民运动。第一次是咸丰六年（1856年），渭南县渭河以北的农民，反抗盐课摊派而“交卸农具”，它是类似工人罢工的消极反抗办法，后来很快就被官府瓦解；第二次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临潼县李桥人杨生华号召村民起事，渭河以北几个大镇都参加了，与官兵相持数月后失败，杨生华全家被杀。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割地赔款，财政负担加重，开始加剧了赋税和徭役。自太平天国蹂躏江南以来，清廷丧失了最大的财政来源，财政压力就被转移到了北方。随着咸丰末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直隶遭受威胁，河南山东捻军的爆发以及云南贵州等地回民战争的加重，其财赋之压力更转移到了西北及山西等地。陕西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地区，被视为饷源所在，成为清政府以镇压太平天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主要基地之一。《清实录》记载：“此时京饷及各军饷粮，均赖山、陕西省接济。”湖北巡抚严树森说：“陕西为财赋之邦，西、同、凤三府又为精华荟萃，近年用兵各省，皆借陕西协饷聊以支持，即京饷巨款亦多取盈于此。”

陕西防务空虚

时值南方和中原发生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陕西清军大部奉调南下，陕西清军兵力所剩无几，后期陕西回乱十八元帅之一的白彦虎就曾被征召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等叛乱。

回民暴动

当时前江西巡抚张芾因母亲去世，丁忧在西安老家，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与捻军进逼陕西，清廷就地起用张芾协办团练抵御。回民暴动初期，因太平军和捻军已经进入陕西，张芾在当地素有声望，遂自告奋勇，亲身调解回汉冲突。他点名要回民头目任武出面，任自当时发生回变的云南来，率领回众绑架张芾，并声称在张的坐轿发现“秦不留回”的传单，将张芾杀死，又为消除回民疑惧，杀死自己的妻儿。新老教派的教宦门阀也趁机纷纷暴动。

回变过程

圣山砍竹事件

圣山砍竹是发生在回变前夕的一次回汉械斗。“四月发贼从大峪出，渭邑（渭南）赵权中曾募回勇五百防刘峪口（在华县南），至是溃逃沿途滋事，经圣山村砍竹，瓜坡斗殴，回勇赴州控诉，濮公（华州知州濮尧）询其理屈，堂谕：‘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快头秦英回民也，忿忿下堂谋变益亟。”

渭河滩肢解张芾事件

咸丰十一年（1861年），陕西籍汉族官员、工部侍郎张芾回陕西办团练。同治元年(1862)三四月间，陕西巡抚郑瑛棨以张“有乡望”，请其出面劝谕，张芾答应了下来，于同治元年(1862)五月初六(6月2日)带着临潼知县缪树本、绅士蒋若讷、回绅马百龄等到陕西临潼县油坊街，召集回民劝谕、安抚。张芾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遂命令冯元佐的团练全部撤走。在无团勇的保护下，张芾一行人经新丰、零口，再渡渭河，最后下榻在临潼油坊街的一家馆舍里。五月初七晚，张芾同回民谈判希望回民交出煽动叛乱的回民任武，谈判失败。此时任武见张芾没有清军保护，集合了数千名回众，包围了油坊街，把张芾及其随员掳到了仓头镇，回绅马伯龄亦被囚禁。任武遂将张及知县等人绑至仓头镇，并于五月十三日(6月9日)将众人其肢解在渭河滩。亦有说法，张芾被杀原因是拿来祭旗。

张芾曾任工部侍郎、刑部侍郎、江西巡抚，镇压太平军素有经验，位列一品大员，在陕西、甘肃素有贤名，被肢解的消息给予陕西、甘肃汉族官僚极大震动。陕西巡抚郑瑛棨接到张芾等人被杀的消息后，以回民“攻城戕官，劫日官绅”的叛逆行为向朝廷请兵入陕镇压。

乱事扩大

1862年五月张芾被回民杀害后，回民武装发展迅猛，于1862年6月底围攻陕西省城西安。同年回民马占鳌、马桂源、马文禄等各自在甘肃（省境包括今宁夏、西宁市）境内起兵，哲合忍耶派教主马化龙也在金积堡（在今宁夏吴忠市境内）起兵。1862年五月，清廷命令多隆阿督办陕西军务，可是多隆阿的部队在途中被太平军所阻，清廷于是另派胜保带兵入陕。胜保被回军击败，却谎报战胜，清廷只好再命多隆阿进兵陕西。多隆阿于十一月抵达潼关后，胜保就被清廷解职及逮捕回北京审讯，由多隆阿负责在陕西与回军作战。相传多隆阿作战勇猛，擅长使用大炮，以致叛军中儿童传唱“多家娃子，炮子（炮弹）碗大”之歌谣。1863年二月，多隆阿攻占回军在同州的两个重要据点羌白镇和王阁村，九月攻占苏家沟和渭城湾，杀死敌军一万七、八千人。渭城之战系清军在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攻坚战之一。渭城城破后，清军将城中叛军包括随军老幼妇孺全部赶入渭河淹死。至此陕西回军被迫向甘肃撤退。多隆阿又攻击当地“顺天军”蓝大顺部，1864年4月1日，多隆阿收复盩厔，进城时遭流弹击中，延至5月18日伤重不治。

1863年正月，回军攻陷固原城，“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1863年八月，回军攻陷平凉府城，“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数十万”。1863年十月，回军在宁夏府城屠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同月马化龙的回军进攻灵州城，有城内回民作内应而攻陷灵州城，“屠戮二万余人”。同年巩昌府“城内回民二千余人，俱为汉民杀尽”。1864年二月，回军攻陷渭源县城，“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

胶着

多隆阿死后，清廷任命杨岳斌为陕甘总督接手镇压回军。陕甘地区此时除了战乱更有旱灾，境外接济又不足，当地清军粮饷短缺，多次发生哗变，杨岳斌无法解决问题，遂于1866年请辞，清廷改派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

1866年，回军攻陷靖远县城，“‘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万”。1867年四月，回军攻陷合水县城，“人民杀毙饿死者十有六七”。

回军败亡

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后，认为“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1868年西捻军被平定后，左宗棠回到陕西进攻回军。有鉴于前任杨岳斌因粮饷不足而一筹莫展，左宗棠计划推行屯田，以及从外地买粮运入陕甘。左宗棠的军队大量配备西式枪炮，是后来成功消灭各地回军的重要原因。左宗棠派刘松山进攻陕北，1868年十二月，刘松山军击败以陕北为根据地的汉人武装董福祥军，董福祥遂率领部众逾十万人归降，刘松山择其精锐编成清军三营加强兵力。

陕西

陕西回民武装在甘肃东部成立了“十八大营”，反击陕西。1866年回军退守甘肃。陕西回军马正和、白彦虎等部以董志原（今甘肃宁县）作为主要根据地，总兵力约二十万人。1869年二月，左军攻占董志原，收复庆阳，是役回军损失超过二万人，至五月已肃清陕西境内的回军。陕西回军向甘肃北路回军马化龙部的根据地金积堡撤退。

回民之中有间谍帮政府抗打其他回民。当大荔城被回军围困时，有一家回人听说城内回民要造反了，就向知府告密。知府知悉，命团练把城内回民屠尽，只留了告密者一家。

地方团练也在同州、咸阳、耀州、富平、大荔、高陵的城内杀死全部的回民，回民房屋烧毁无存，再到同州府、西安府等地的每一个回村对回民进行报复性灭族屠杀。

在艰苦得打赢后，清军在渭南市屠杀回民2万多人，清军在西安附近屠杀了数万回民。

宁夏

左宗棠派刘松山从陕北向金积堡进军，追击陕西回军，另派雷正绾等从董志原等地向固原进军作为支援。

马化龙在同治四年年底（1866年）向清朝请降，马化龙被赏加提督衔，为了显示对清廷的归顺，改名为马朝清，其子马耀邦赏戴花翎。马化龙仍然保留武装，继续经营以金积堡为中心的地盘，并援助其他回军，清朝实际上失去对宁夏平原南部的控制权。左宗棠认定马化龙不是真心归顺朝廷，马化龙也知道左军不怀好意，亦增购军火弹药和加强防御工事备战。1869年八月，刘松山进攻灵州一带的回军。马化龙此时面对清军逼近金积堡，代陕回求和不成，又重新反叛。

1869年九月，马化龙的回军在灵州再次屠杀汉民十余万人，而汉民的财产及妇女被回军据为己有，州府衙门、汉族祠堂、书院、佛寺、道观全部被毁。同月刘松山攻占灵州。刘松山继续向金积堡进攻，遇到抵抗清军的回民堡寨时，经常在攻破后即不分军民全部屠杀。

清廷的善后措施

清政府在严厉镇压回民暴动的同时也对放弃武装的回民进行一定安抚绥靖处理，其目的是为了维持陕甘地区稳定，防范回民再次暴乱。其善后措施主要有：

左宗棠安置投降回民时，把他们与汉民分隔安置，避免回汉杂居，并且分散安置。清政府限制被迁移的回民不得迁回原居地，回民如需远行，需要向官府申请“路票”，限期返回。

马化龙降而复叛，终为左宗棠所杀。马占鳌因为在“新路坡”战斗中打死了左宗棠悍将傅先宗、徐文秀，并使进驻新路坡的四十营湘军全部溃散，一战成名。战胜后的马占鳌派自己的儿子马七五等十名战将的儿子——“十少爷”，赴定西左宗棠中军大营请降。接下来，马占鳌、马海晏等十二名首领亲赴兰州，夜宿在锈河沿清真寺。在去见左宗棠时，马占鳌还专门身带铁锁，以示负荆。而左宗棠不但去了他的夹锁，还与他彻夜长谈，夸他“明大义，懂军事”，为马占鳌网开了一面，没有像其它地方一样进行严厉的善后。

主要影响

这场战乱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人口数量，民族分布。据《中国人口史》统计，战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此时的甘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西宁市海东地区）全省人口总数约为1900万人，战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约1400万人，损失比例为74.5%。陕西人口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1394万，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五年（1879年）的17年间锐减至772余万，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大约占战前人口总数的44.6%。一部分回民随白彦虎逃至俄国，演变为今天的东干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