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二世

初展雄图

腓特烈·奥古斯特为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三世之子，1694年自其兄约翰·乔治四世处继承选帝侯爵位。1697年波兰国王约翰三世去世后，腓特烈·奥古斯特藉改宗天主教，从18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击败威胁性最高的法国候选人—孔蒂亲王，成功当选为波兰国王，但也失去欧洲新教徒的信赖，并让萨克森永远地失去“新教护法”的光环（当初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萨克森选帝侯带头改信信义宗，并大力保护马丁路德）。不过萨克森仍参与新教联盟，只是被勃兰登堡取代其领导地位而已。

奥古斯特二世在1690年代大幅强化萨克森的绝对君主制，不但成功压制等级议会的反对声浪，征收丰厚的普通消费税，更把原本不足两万的常备军，扩增到三万人（与普鲁士势均力敌）。他因此有充沛的财力仿效法国的太阳王，展开奢华排场并进行文化建设。

到1700年时，单靠萨克森两百万的人口与财力（萨克森乃神圣罗马帝国中的传统强邦，人口财力远多于120万人的普鲁士，是德意志各邦人口最多的诸侯），腓特烈·奥古斯特就稳坐德意志最强诸侯之宝座，更不用说表面上仍是东欧强国的波兰（人口900多万）。

大北方战争

腓特烈·奥古斯特于1699年结束波土战争，偕同奥地利、俄国、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卡尔洛维茨和约》。尽管在战争中取胜，但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自私自利，波兰只收回右岸乌克兰地区，并未能分得一块大蛋糕。和约的最大受益者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得以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吞并。

腓特烈·奥古斯特于1699年11月与俄国和丹麦结成反对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的北方同盟；1700年8月，三者共同投入反对瑞典的大北方战争（1700年—1721年）。虽然他有三万的萨克森军与一万八千的波兰军，但是随着战争的进展，很快证明萨克森-波兰缺乏与瑞典进行军事对抗的能力。1701年卡尔十二世在里加战役中打败波兰军队，到1702年他已经攻克波兰首都华沙；1704年7月12日，贵族会议在卡尔十二世武力威胁下宣布废黜腓特烈·奥古斯特，选举亲瑞典的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为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一世），但受到波兰大部分小贵族的反对。1706年瑞典军攻入萨克森，奥古斯特二世被迫无条件投降，签订阿尔特兰施泰特和约，放弃自己的波兰王位。但是，1709年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战役中将卡尔十二世彻底击溃，扶持奥古斯特二世重登波兰王位，斯坦尼斯瓦夫一世逃亡普鲁士；波兰政局全由俄国控制，瑟姆听任其宰割，史称“沉默的瑟姆”。

1714年，奥古斯特二世与俄国、丹麦、普鲁士联盟反对东山再起的卡尔十二世；1721年，奥古斯特二世与瑞典签订斯德哥尔摩条约，恢复战前疆界。此时波兰和萨克森境内一片残破，萨克森的人口更从200万下降到170万；十多年后萨克森的国力就被“士兵王”统治的普鲁士超越（腓特烈·威廉一世力倡俭朴，把军队从3.8万扩大到8万人；治下人口更从1713年的155万增加到1740年的225万）。

萨克森的成就与限制

城市与经济建设

虽然奥古斯特二世的波兰首都在华沙，不过他长期居住在萨克森的首都德累斯顿（波兰名称Drezno）。因为对母国的热爱，他在德累斯顿进行大规模建设，将其打造为璀璨的文化之都，著名的茨温格宫就是其例。他曾说出一句名言：“君王通过他的建筑而使自己不朽”。

由于他计划令德累斯顿成为最重要的皇家住处，他亦开始发现中国制造瓷器（“白色的黄金”）的秘密；在他统治下，在德累斯顿和迈森发明了欧洲的瓷器。他亦从欧洲各地招揽许多顶尖的建筑师和画家来德累斯顿。这段时期，在J.A.哈赛的直接指导下，该市的音乐生活也开始活跃起来，1718年建立豪华的森佩尔歌剧院，并在1719年请到知名的亨德尔来演出。他的统治标志德累斯顿在众欧洲城市当中，开始在技术和艺术上呈现出领先地位，德累斯顿也因此被称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

他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不但在初期建立萨克森－波兰贸易公司，成功打入波罗的海，更让波兰的农业与萨克森的工业互相配合，使得萨克森经济在大北方战争之后强力复苏，大大有利于萨克森财富的增长。

强力王的魅力与限制

在位初期，萨克森人民对选侯充满疑虑与不满，因为他为了获取波兰王冠，在1697年背弃新教的路德派，改信天主教，连他的选侯夫人也因为拒绝改宗天主教，于是终身与他分居，从此再没离开过德累斯顿。她的固执虔诚一方面受到许多人的爱戴，另一方面也为她招来了不少非议。

但是随着时间证明，奥古斯特二世并未在萨克森引入天主教，仍保持路德教派在萨克森的优势地位，因此人民逐渐接受这位充满魅力的“国王”。不少人甚至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对充满传奇故事的国王喜爱崇拜（譬如空手拗断马蹄铁、用一根手指头吊起两个壮汉），称他为“萨克森的海克力斯”，这也正是奥古斯塔二世积极仿效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正面功效。

虽然奥古斯特二世对萨克森深切的热爱与孜孜不倦的建设，使他在中后期广受萨克森人民的爱戴，并在死后以“艺术之父”的名号被长久纪念；但是国内的路德派贵族，仍是对他改宗天主教颇有不满，并反抗其集权措施。特别是在1717年他让儿子兼继承人奥古斯特三世改信天主教的行为公开之后（同样是为了继承波兰王位），更在贵族间引起轩然大波，各自在其封地内抵制选侯的施政与干涉，并减少和中央政府的合作。虽然贵族与等级议会在1730年代被王权持续压制，但是城市议会却不断茁壮；而贵族不愿在军队服役当军官，使得萨克森兵数很难突破四万人，无法像普鲁士的容克贵族那样积极服役，充满效忠王室的尚武精神。

与普鲁士的竞赛

当时邻国的普鲁士“士兵王”，正以令人难以忍受的吝啬积累钱财，实施全力建军、提高军备的政策。奥古斯特二世却对自己的高尚风雅与文化建设沾沾自喜，曾自诩其都城德雷斯顿是德意志的雅典（暗指自己高雅），把邻国普鲁士都城柏林比作德意志的斯巴达（暗指士兵王粗俗），士兵王听闻这个评价后却颇为高兴。两人死后，士兵王的军国主义方针被证明是正确的；他雄才大略的儿子——腓特烈大帝继位后（扩军至16万人），在1756年轻易地攻破军备不振的萨克森（军队不足四万），建立北德地区的霸权。

1730年，奥古斯特二世与普鲁士公开结盟；他并在夏季举行一场盛大的阅兵典礼，总数三万六千的萨克森军，配备精良、夺目的装备，向邻国展现萨克森雄厚的军事与经济实力。当时年轻的普鲁士王储腓特烈大帝也在现场观礼，据说他因此忌惮萨克森的国力，在未来的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就以占领萨克森、榨取其资源为第一目标。

1763-1765年辅政的伟大政治家托马斯·冯·弗里奇（Thomas von Fritsch，1700-1775年，出身中产阶级却成为贵族），于1763年公允地评价说，奥古斯特二世在位的最后十年（1723-1733年），乃是萨克森史上绝无仅有的巅峰期，再也没有一位萨克森君主，享有过这样的辉煌与荣耀。（1763年萨克森选侯腓特烈·奥古斯特在俄国强大的压力下，不再兼任波兰国王）弗里奇任内策划萨克森一系列的重建计划，十年内就将萨克森的国力与经济从废墟中救起。

奥古斯特也拒绝签署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为确保其女儿玛丽亚·特雷西娅继承奥地利王位，而要求各国君主和诸侯签署的国事诏书，希望能在之后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分一杯羹（结果一无所获）。

波兰的失败与经济复苏

奥古斯特二世致力于恢复波兰形同虚设的王权，曾于1715年未经波兰的贵族国会（瑟姆）同意，就开征新税、提升政府的效率，结果波兰贵族发动叛乱，企图推翻奥古斯特二世。他试图以二万五千的萨克森军来镇压叛乱、遂行其意志，结果波兰贵族向俄国的彼得大帝求援。彼得抓准机会从中得利，在1717年以居中协调为名，派遣军队来迫使双方就范（史称“1717年无声议会”），从而结束波兰的纷争，结果是沙皇从此成为波兰的实际操控者，成为未来瓜分波兰的关键前因。1717年协议的少数几项成就，是规定联邦只准维持二万四千人的常备军（大约是俄国的十分之一），并且补强了国家原本几近消失的行政功能；问题在于国王没有常备军的控制权，导致剩余的中央权力，沦为几个权贵大家族的斗争目标。权贵互斗增强了贵族间的离心意志，更加渴求外国强权的干涉。1719年他试图与英国、奥地利缔结同盟，如此可有效制衡俄国在波兰的巨大影响力，但是联盟计划因为贵族叛乱而被迫放弃。

1721年大北方战争结束后，波兰的经济复苏与社会渐渐稳定，加上彼得大帝在1725年过世后，俄国的外部影响显著降低，奥古斯特二世在波兰的权力逐步上升。但是波兰根深蒂固的贵族民主制（瑟姆的“自由否决权”），让大权贵轻易地遏制他提升王权的企图。1727年他在华沙把气派非凡的萨克森花园修建完成，并对外开放参观，促使他在波兰的人气上升。

1733年奥古斯特二世在华沙因糖尿病而病逝。他生前努力将波兰的王位继承改为世袭制，以传给自己的子孙，最终没有成功（仍维持着王位选举制），于是他在晚年计划与奥、俄两国协商，将波兰彻底瓜分成萨克森、奥、俄的三国领土，让萨克森获得实质的领土扩张。结果此计划因他突然病逝故无疾而终。

他死后其子幸运来敲门，在外援俄国与奥国的支持下，其子奥古斯特三世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8年）当中，于1734年成功获选为波兰国王（因为俄、奥达成共识，让二流国力的萨克森选侯当波兰国王，比较容易去操控）。

后代

奥古斯特二世的外号“强力王”可能含有贬义，意在讽刺他不遗余力地追逐女色。他拥有365名子女的传闻虽然无法证实，但其的确拥有不少私生儿女，其中以法国大元帅莫里斯·德·萨克斯最为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