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生平

董仲舒生卒年不详，鲁惟一推断为前198—前107年，桂思卓（Sarah A. Queen）推断为前195—前105年。汉景帝时（前157—前141），董仲舒受命为《春秋》博士，颇受士人尊崇，在长安开班授徒，入门较早的弟子会把所学授予入门较晚的弟子，很多学生没有真正见过董仲舒。据说他专心学术，三年间不看自家庭院一眼，日常举止仪容合乎礼仪。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后重用儒生，董仲舒获提拔为江都国相，侍奉汉武帝的兄长易王刘非，以仁义之道辅助傲慢好勇的易王，得到易王尊重。董仲舒为了治理江都国，记述《春秋》灾异之变，还施行求雨降雨等仪式。窦太后尊崇道家，前139年逼迫一些汉武帝重用的儒生自尽，董仲舒稍后也被罢免。

前135年窦太后离世，同年（一说前134年）董仲舒被荐举贤良，呈上《贤良对策》，汉武帝看中董仲舒的答卷，其对策被取为第一，再对他发策问两次。对策后董仲舒拜为中大夫，奉命向汉武帝宠臣吾丘寿王传授《春秋》，不久发生笔祸事件，辽东郡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宫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推究其意义与原因，写下奏疏的草稿，文中建议皇帝应诛杀行为傲慢不当的皇亲国戚，以及皇帝身边的腐败官员。董仲舒还未上书，主父偃来访，偷看并擅自拿走这份草稿，上呈汉武帝。武帝招集儒生出示草稿，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是其师的文书，批评文稿十分愚劣，于是董仲舒该当死罪，后来得到汉武帝赦免，恢复中大夫之职，但终生不敢再言灾异之说。

著作

董仲舒上呈给汉武帝的策问答卷三篇，称为《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向汉武帝提出施政建议，以实现儒家的治国蓝图。董仲舒写过百多篇文章，当中包括上呈的奏疏，以及有关《春秋》公羊学的讨论。董仲舒另撰有《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收录了董仲舒依据《春秋》，对232个张汤向他咨询的疑难案件所作出的判决。董仲舒并著有《灾异之记》，分析《春秋》所载与汉代时所发生的灾异，部分采录于班固《汉书．五行志》及唐代《开元占经》。大约在南北朝时，人们把董仲舒的文章编成《春秋繁露》一书，流传至今。深川真树认为，《春秋繁露》部分内容为董仲舒的弟子后学所附加，并非全部都是董仲舒所写。《春秋繁露》现存79篇，依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17篇，发挥《春秋》经传的微言大义，第二部分20篇，讨论君主治国的原则与方法；第三部分27篇，论述天地、阴阳、五行的运行和发展，讲天人相应、天人感应的原理；第四部分12篇，论述祭祀和求雨之事。深川真树、鲁惟一、桂思卓（Sarah A. Queen）、庆松光雄、田中麻纱巳和近藤则之认为《春秋繁露》中有关五行的各篇都是或部分是伪作的；宇佐美一博、斋木哲郎、徐复观和邓红都反驳此说。

思想

宇宙论

天人关系

董仲舒的宇宙论广纳儒、墨、阴阳等各家学说，既接受墨家有意志的上帝之“天”，又吸收阴阳家无意志的自然之“天”。他提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万物之本，公正有序，无始无终，永恒存在，为支配万物及人类的主宰，宇宙秩序的根源。天也是有规律地变化而生成万物的自然界，以日月风雨与阴阳寒暑而成就万物。天意主宰自然，透过自然示意；天意也使自然运作，自然体现著天意。主宰者居于自然界之上，天意指向道德并统御自然。在一些篇章中，董仲舒认为天是自然的存在，没有意志和人格，君王必须效法天的秩序，以创造人类社会的秩序。邓红认为董仲舒建天道以立人道的理论，参考了黄老道家之“道”的学说，采纳道家对自然的看法；董仲舒人格化“天”的原型，则是黄老道家所言的黄帝。董仲舒相信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应，天人之间的性质与规律相一致。人类居于万物之上，在宇宙中占有极高地位；“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也，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之为人的根据在于天，人是按照天的样子制造出来的。天之道与人之道是一致的，天和人有相通之处，一样都有喜怒哀乐、仁义道德，人的肉体也类似于自然天地。一年四季、12个月、360日，和人体的四肢、12关节和360块骨骼之间有共同之处。人就是宇宙的缩影，是一个小宇宙。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原型，部分来自汉初陆贾的天道观，也受儒家神道设教的倾向影响。池田知久则认为，董仲舒的天人相应论也许受墨子的“天志”思想影响。

阴阳五行

董仲舒是阴阳五行说的集大成者。阴阳乃指昼夜与四时的基本规律，阴和阳并存而对立，相牵制互相影响。万物阴阳交感，相似之物互相吸引：阴吸引阴，阳吸引阳。……

经学

董仲舒是西汉最重要的经学家之一，因研究《春秋》而闻名，教授的是公羊派的学说，清代学者如魏源、康有为、皮锡瑞都公认董仲舒是公羊学的大师。董仲舒深入理解春秋时代复杂的政治情况，和《春秋》里用字遣词的微妙意义，透过诠释《春秋》经文，以经学奠定天人相应的学术基础，发挥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其春秋公羊学的最大发明，在于将《春秋》经传的“法古”宗旨转换为“奉天”，其具体理论，如复雠说、革命说、名节说、华夷论等，都是基于儒家伦理的。董仲舒阐释《公羊传》有三种方式，即春秋三世说、鲁为新王以及三代改制。孔子认为，鲁国受命于天，是春秋时代的新王。董仲舒强调《春秋》能作预言，君王如果熟知《春秋》对成败的记录，就能避免重蹈古人之覆辙，掌控其王朝的未来。董仲舒又把《春秋》视为法律先例的汇编，建立起《春秋》在法律上的权威地位，《春秋》之义是法律之上更高的权威性原则。董仲舒认为孔子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往往根据行为动机的善恶，董仲舒自己断狱时也主要考虑意图问题。例如在一件儿子为保护父亲而意外殴伤父亲的案件中，董仲舒认为应根据动机判儿子无罪，并引用《春秋》来论证：“《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董仲舒用类推手法应用《春秋》义理。

董仲舒以《春秋》为天人感应的理论依据，对灾异的解释大体上都以《春秋》为据，通过分析经中的灾异而建立自己的灾异论。他曾考察《春秋》所载的37次日蚀，将其中10次视作预兆。……

宗教仪式

董仲舒意图设立一种国家宗教，强调天作为崇拜对象的至上权威，相信天神为至高无上的神祇，祭天的郊祀比宗庙祭祀更优先，也比祭祀其他神祇更重要。他批判秦朝没有每年举行郊祀。天子必须每年祭天一次，君主即使正在服丧，也必须举行郊祀。郊祀目的是为万物群生祈求降福，具有趋吉避凶的作用。郊祀也有教化作用，能影响天象，乃至影响天下秩序，灾害是否发生。

董仲舒曾为江都国进行止雨之礼，行礼后不到三天就停雨。有关求雨或止雨，董仲舒提出三种的方法：一是控制阴阳，二是以土龙求雨，三是通过祈祷与舞蹈，仪式须符合五行原理。以土龙求雨，在于龙和雨都属阴性，同类感召。求雨时需敬祷社稷山川和各季主神，调节阴阳。求雨仪式包括祈祷、献祭、舞蹈、观察虾蟆的反应、关闭城门及疏通水渠等。求雨时要实行季节性的禁令，如春季不得砍伐树木，秋季不得铸造金属。巫师有时会被置于烈日下暴晒，以期他们能带来雨水。人们要兴建祭坛，祭坛规格与坛上丝绸的颜色按季节有所不同，其后将祭品献给当季的主神。巫师要穿着与季节相应的衣服，祈祷斋戒，多次跪拜，然后祝祷。接着人们要舞龙，不同季节，覆盖龙的布料颜色、龙的大小与数量、舞龙之人的年龄都有差别。例如夏天是成年人舞龙，冬天则是老人舞龙。官员要参加斋戒。蛤蟆要放在水池中，因下雨时蛤蟆会呱呱叫，人们希望它们能带来雨水。人们要关闭城邑南门，并疏浚水道。雨水来到时人们要马上献上供品。……

文学

董仲舒撰有《士不遇赋》，抒发怀才不遇之感，自己一生宁可寂寂无名，也未曾屈意从人，追逐名利；从伯夷、叔齐到屈原，正直廉洁之士命运皆是如此。赋中思想与《公羊传》与《易经》有关。陶渊明受董仲舒《士不遇赋》的启发而作《感士不遇赋》；欧阳修赞赏董仲舒的文章可与贾谊、司马相如和扬雄媲美。

传说

东汉时传说，董仲舒曾诵经以扺御巫师的诅咒，结果巫师反受其害而死。东汉时谶书记载，孔子曾说“董仲舒，乱我书”。西晋时相传，董仲舒撰有《李少君家录》，方士李少君曾让董仲舒服食药物。《西京杂记》记载，董仲舒梦见蛟龙入怀后，便写出《春秋繁露》。

影响

董仲舒贡献在于“儒学官学化”，确立经学地位，建议将儒家定于一尊，斥退儒家以外的百家，其主张获汉武帝采纳，促进汉武帝时期儒学的兴盛及主流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成为国家的正统教义，令儒学国教化，成为新的统治思想，结束汉武帝初期的无为之治。儒家经典成为官学主要内容，之后欲谋仕途者限于儒生，奠定儒学为国教的地位，成为以后约两千年皇帝制度的基本政策，独尊儒学，抑黜百家的情况一直维持至1905年。汉武帝采取董仲舒所构想实行教化的政策，建立察举孝廉制及博士弟子制。孝廉制及博士弟子制使汉朝每年都固定任用一定人数的儒生，儒家思想便传播和普及，渗透至社会之中。（鲁惟一、福井重雅则认为，董仲舒对汉武帝一朝的政策措施影响不大。）汉元帝接受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期望透过仁政和教化，调和阴阳乃至消除灾异。董仲舒以天人关系将皇帝视为从事教化的圣王之观点，西汉中晚期以后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典范，直到二十世纪皇帝制度垮台。

董仲舒最先把阴阳五行之说引导入儒家思想，推动阴阳五行之说的发展，使阴阳学说成为儒家思想要素。经学方面，汉代官员都仿效董仲舒，援引《春秋》先例作为法律权威，使严苛的法律显得人性化。司马迁受董仲舒思想影响，《史记．高祖本纪》“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之说，源自董仲舒。刘向采纳了董仲舒对灾异的看法。西汉末年，汉朝的礼制和祭祀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张和理念，前31年，汉朝订立对天的祭祀之礼，这种祭天仪式一直持续到1911年。……

评价与地位

董仲舒被视为汉代儒家最重要的人物，第一大儒，当时儒家思想的代表和领袖，汉代儒学的创立者。汉武帝经过董仲舒墓时特地下马步行，以表敬意。汉成帝时平当称董仲舒为“大儒”，刘歆称赞他是学术领袖。王充赞扬董仲舒于仁义道德和治国方面的言论，王符称赞董仲舒言行举止合乎道德规范而非追求物质丰足。三国时，董仲舒受公认为品德高尚而备受尊崇。陶渊明感叹董仲舒虽有才能却在仕途上始终不得志。范晔《后汉书》把董仲舒的天分和能力与贾谊、刘向、扬雄相提并论。欧阳修认为董仲舒平息异端的成就可媲美孟子。宋神宗称赞董仲舒为古代少有既有学识又有写作天分的君子。南宋朱熹赞赏董仲舒是“醇儒”，黄震赞赏董仲舒在汉唐诸儒中最为出色。在元明清三代，董仲舒都甚受尊崇，从1330年起，董仲舒可与其他儒家先贤一样配享孔庙；1466年，明朝追封董仲舒为“广川伯”。康有为尊称他是最伟大的儒家学者，胡适认为他是“汉代儒家思想的最具代表性人物”。

梁启超则批评董仲舒促使汉武帝禁止儒家以外诸家之学，妨碍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导致学术沉滞。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这种批评尤其流行。董仲舒因其“迷信思想”与助长专制权力而受到斥责，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林彪被批评为是董仲舒的忠实支持者，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说，则受批判为被地主阶级用来压迫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