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亚当斯

早年生活

萨缪尔·亚当斯于旧历1722年9月16日，也就是新历9月27日出生在英国殖民地马萨诸塞的波士顿。亚当斯是老塞缪尔·亚当斯和玛丽(菲菲尔德)·亚当斯在婴儿死亡率很高的年代生下的12个孩子之一，当时这些孩子中只有三个活过了三岁。亚当斯的父母是虔诚的清教徒，是旧南方公理教会的成员。这家人住在波士顿的购置街。亚当斯为自己的清教传统感到自豪，并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强调清教价值观，尤其是美德方面。

老塞缪尔·亚当斯（1689年-1748年）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和教堂执事。老亚当斯通过一个组织成为波士顿政治的领袖人物，这个组织后来被称为波士顿党团会议，该组织提倡支持大众事业的候选人。波士顿党团会议帮助制定了波士顿城镇会议的议程。新英格兰城镇会议是由民选官员组成的地方政府的一种形式，而不仅仅是公民的集会。历史学家威廉·福勒认为，这是“大英帝国最民主的制度”。老亚当斯在政治上步步高升，成为了治安法官、行政委员和马萨诸塞省众议院的一名成员。他与小伊莱沙·库克密切合作，后者是“人民党”的领袖，这是一个反对皇室官员侵犯1691年《马萨诸塞宪章》所规定的殖民地权利的派别。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人民党”的成员被称为辉格党或爱国者。

小塞缪尔·亚当斯进入波士顿拉丁学校，然后在1736年进入哈佛学院。他的父母希望他所受的教育能为他当牧师做准备，但亚当斯逐渐将他的兴趣转向了政治。1740年毕业后，亚当斯继续深造，于1743年获得硕士学位。他的论点是:“如果联邦不能得到保护，抵抗最高长官是合法的”，这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和他父亲的一样，都倾向于殖民地的权利。

早期职业生涯

1743年离开哈佛后，亚当斯对自己的未来不确定。他考虑过当律师，但最终决定从商。他在托马斯·库欣的会计事务所工作，但那份工作只持续了几个月，因为库欣觉得亚当斯过于专注于政治，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商人。亚当斯的父亲借给他1000英镑让他自己创业，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亚当斯缺乏经商的本能得到了证实：他把这笔钱的一半借给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从未还过钱，而他又把另一半挥霍掉了。用历史学家波林·迈尔的话来说，亚当斯一直是“一个对赚钱或拥有金钱完全不感兴趣的人”。

亚当斯赔钱后，他父亲让他成为家族酒店的合伙人，这家酒店紧挨着他在购置街的家。亚当斯家族的几代人都是酿酒师，他们生产酿造啤酒所需的麦芽。几年后，一位诗人取笑亚当斯，称他为“酒店老板山姆”。亚当斯经常被描述为一个酿酒师，但现存的证据表明，他是一个酒店老板，而不是一个酿酒师。

1748年1月，亚当斯和一些朋友被英国的坏印象所激怒，创办了《独立广告商》周刊，刊登亚当斯撰写的许多政治文章。他的文章大量借鉴了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并强调了他后来职业生涯的许多主题。他主张人民必须抵制宪法权利受到的任何侵犯。他以罗马帝国的衰落为例，说明如果新英格兰放弃其清教徒价值观，将会发生什么。

老事亚当斯于1748年去世时，亚当斯被赋予了管理家族事务的责任。1749年10月，他娶了他牧师的女儿伊丽莎白·切克利为妻。在接下来的七年里，伊丽莎白生了六个孩子，但只有两个孩子活到了成年:塞缪尔（1751年出生）和汉娜（1756年出生）。1757年7月，伊丽莎白在生下一个胎死腹中的儿子后不久就死了。亚当斯在1764年与伊丽莎白·威尔斯再婚，但没有其他孩子。

与大英帝国斗争

在英帝国赢得英法北美战争后不久，塞缪尔·亚当斯在波士顿成为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英国议会发现自己深陷债务泥潭并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他们第一次寻求直接向英属美洲的殖民地征税。这场税收纠纷是英美对英国宪法和殖民地议会权力范围的解释存在较大分歧的一部分。

食糖法

新计划的第一步是1764年的《食糖法》，亚当斯认为这是对殖民地长期权利的侵犯。他认为，殖民地居民在议会中没有代表，因此他们不能被议会征税。殖民地的代表是殖民地议会，只有他们才能向殖民地征税。亚当斯在1764年5月波士顿镇会议选举马萨诸塞众议院代表时表达了这些观点。按照惯例，镇议会向代表们提供了一套书面指示，亚当斯被选来撰写这些指示。亚当斯强调了他认为没有代表而被征税的危险:

如果我们的贸易可以被征税，你凭保证我们的土地不能被征税?那我们土地上的产品和我们的财产还有什么保障?我们认为这就剥夺了我们管理和征税的宪章权利。它打击了我们英国人的特权，因为我们从未丧失过这些特权，这是我们与英国本土臣民的共同之处。如果以任何形式向我们收税，而我们在被收税的地方没有合法的代理人，我们不就从自由的臣民沦落为可怜的附属国奴隶了吗?

历史学家约翰·K·亚历山大写道:“当波士顿镇会议在1764年5月24日批准《亚当斯指示》时，它成为美国第一个公开声明国会不能按宪法向殖民地征税的政治机构。”指令中还包括第一个官方建议，要求各殖民地统一捍卫自己的权利。”亚当斯的指示被刊登在报纸和小册子上，他很快就与小詹姆斯·奥蒂斯关系密切，后者是马萨诸塞议会的一名议员，以捍卫殖民地权利而闻名。……

印花法令

1765年，国会通过了《印花法令》，要求殖民地居民对大多数印刷材料征收新税。这个法令通过的消息在殖民地引起一片哗然。殖民地的回应呼应了亚当斯1764年的指示。……

革命

1774年，英国以《强制法案》回应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些法案中的第一个是《波士顿港口法》，该法案关闭了波士顿的商业，直到东印度公司偿还了被破坏的茶叶。《麻萨诸塞政府法》重写了《麻萨诸塞宪章》，使许多官员由王室任命，而不是选举产生，并严格限制了镇民会议的活动。《司法法》允许被指控犯罪的殖民者被运送到另一个殖民地或英国本土接受审判。新任命的皇家总督托马斯·盖奇将军负责执行该法案，他也是英国驻北美军事力量的指挥官。

亚当斯努力协调对胁迫行为的抵抗。1774年5月，波士顿镇会议(由亚当斯担任主持人)组织了一场对英国商品的经济抵制。6月，亚当斯在马萨诸塞众议院领导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提议9月在费城召开殖民地间的国会会议，委员会的门被锁上，以防止盖奇解散立法机构。他是被选中参加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五名代表之一。亚当斯从来都不穿时髦的衣服，也没有多少钱，所以朋友们给他买了新衣服，并支付了他去费城的旅费，这是他第一次离开麻萨诸塞。

第一次大陆会议

在费城，亚当斯一边用他的政治技巧游说其他代表，一边促进殖民地的团结。9月16日，信使保罗·里维尔向国会提交了《沙福克决议》，这是马萨诸塞州通过的众多决议之一，承诺坚决抵制强制法案。国会通过了沙福克决议，发表了一份权利宣言，否定了议会为殖民地立法的权利，并组织了一个被称为“大陆协会”的殖民抵制活动。

亚当斯于1774年11月回到麻萨诸塞，他在麻萨诸塞省议会任职，这是一个独立于英国控制的法外立法机构。省议会成立了第一批民兵连，由一接到通知就准备行动的民兵组成。亚当斯还担任波士顿镇会议的主持人，该会议不顾《马萨诸塞州政府法案》而召开，并被任命为负责执行大陆协会的检查委员会委员。……

第二次大陆会议

大陆会议是在保密规则下进行的，因此亚当斯在国会审议中扮演的确切角色并没有完全记录在案。……

重返马萨诸塞

亚当斯回到马萨诸塞州后，仍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经常担任波士顿镇会议的主持人，并当选为州参议院议员，并经常担任该机构的主席。

亚当斯把他的政治议程集中在提倡美德上，他认为美德在共和国政府中至关重要。他认为，如果共和国领导人缺乏美德，自由就会受到威胁。他在这次竞选中的主要对手是他以前的门生约翰·汉考克，这两人在大陆会议上闹翻了。亚当斯不赞成他所认为的汉考克的虚荣心和铺张浪费，他认为这对于一个共和国领导人来说是不合适的。当汉考克于1777年离开国会时，亚当斯和其他马萨诸塞州的代表投票反对感谢他担任国会主席。这场斗争在马萨诸塞州继续进行。亚当斯认为，汉考克表现得像个贵族，追求声望，并不是在扮演一个善良的共和国领袖的角色。亚当斯支持詹姆斯·鲍登担任州长，当汉考克每年都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时，他感到很沮丧。

亚当斯对公共道德的促进采取了几种形式。他在促使波士顿为儿童，甚至是女孩提供免费公共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亚当斯是1780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创始成员之一。独立战争后，亚当斯和其他一些人，包括托马斯·杰斐逊，一起谴责辛辛那提协会，这是一个由前军官组成的组织。亚当斯担心这个社会是“向世袭的军事贵族迈进的一步”，从而对共和主义构成威胁。他还认为，在公共场所开设剧院会损害公民的道德，他加入了一项最终以失败告终的努力，试图在波士顿禁止开设剧院。亚当斯死后几十年，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里特称他为“最后的清教徒”。

战后马萨诸塞州西部的经济问题导致了一场名为谢斯叛乱的起义，始于1786年。小农场主们被高税收和高债务激怒了，他们武装起来，关闭了两个县的债务人法庭。……

遗产

塞缪尔·亚当斯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重要性和声誉的分歧在他死前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

亚当斯的同时代人，包括朋友和敌人，都认为他是美国独立战争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将亚当斯形容为“真正的革命之人”。其他殖民地的领导人被拿来与他比较。科尼利厄斯·哈内特被称为“北卡罗来纳州的塞缪尔·亚当斯”，查尔斯·汤姆森被称为“费城的塞缪尔·亚当斯”，克里斯托弗·加兹登被称为“南方的萨姆·亚当斯”。当约翰·亚当斯在大革命期间到法国旅行时，他不得不解释他不是塞缪尔，“著名的亚当斯”。

支持革命的人称赞亚当斯，但效忠英国的人认为他是一个邪恶的人物。被流放的马萨诸塞州首席大法官彼得·奥利弗将他描述为一个狡猾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有着“分裂的脚”。亚当斯的政敌托马斯·哈钦森在他的《马萨诸塞湾历史》一书中进行了报复，他在书中谴责亚当斯是一个不诚实的人物刺客，强调他作为商人和收税员的失败。20世纪，历史学家克利福德·K·希普顿在《西布里的哈佛毕业生参考》系列中重新提出了这种对亚当斯怀有敌意的“托利派解读”。希普顿给哈钦森和奥利弗绘了正面的肖像，给亚当斯和汉考克画了严厉的素描。他对亚当斯的描写被历史学家波林·迈尔形容为“45页的轻蔑”。

辉格党历史学家挑战了对亚当斯的“托利解释”。认识亚当斯的两位历史学家威廉·戈登和默西·奥蒂斯·沃伦把他描述为一个无私地献身于美国革命的人。但在19世纪早期，亚当斯经常被视为一个老式的清教徒，因此被历史学家所忽视。19世纪中期，人们又重新对亚当斯产生了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