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建立

解放与临时政府

1944年巴黎解放后，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接管全国，结束了维希法国时期。临时政府在战争尾声与战后初期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1944年确认妇女的选举权，法国妇女于1945年首次参加全国性投票；同时依据全国抵抗委员会纲领推行大规模国有化。雷诺汽车公司因创始人在占领期间通敌，于1945年被惩罚性没收并改组为国营公司，法兰西银行及四大存款银行于1945年12月收归国有，煤矿在1946年整合为公营的法国煤矿公司，电力与煤气亦于1946年4月国有化，组建法国电力与法国燃气两家公营企业。至1946年，国家已直接掌控约98%的煤炭、95%的电力、58%的银行业与38%的汽车产量。此外，临时政府于1945年10月依皮埃尔·拉罗克的方案创设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分设疾病生育、伤残养老、工伤、家庭津贴等分支，奠定了法国现代福利国家的基础。这些改革大多在第四共和正式成立之前即已确立，却构成了此后十余年国家干预型经济与社会体制的支柱。

制宪之争

如何为战后法国确立新宪制，是解放后各派政治力量争论的焦点。1945年10月21日，法国举行立法选举并同时付诸公投，选民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简单恢复第三共和宪法的方案，并选出第一届制宪议会。……

政治体制

第四共和的宪制在结构上与第三共和高度相似，议会重新成为国家权力的中枢。其设计被视为“理性化议会制”（parlementarisme rationalisé）的一次尝试，力图纠正第三共和的政府不稳定，却终告失败。

立法机关

立法机关由两院构成。直接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约627名议员，任期五年）为权力核心，握有立法权、财政权与推翻政府的倒阁权，并可自定议程与会期。新设的共和国参议院（Conseil de la République）由间接选举产生，权限远逊于第三共和时代的参议院，最初仅能提出咨询性意见，且国民议会可以绝对多数推翻其意见。宪法另设法兰西联盟议会，作为涵盖本土与海外领地、保护国的咨询机构，其半数席位代表本土、半数代表海外。

国家元首与政府

共和国总统由两院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任期七年，可连任一次。总统的职权主要为象征性与仲裁性：名义上统率军队、兼任法兰西联盟主席，并指定部长会议主席人选，却难以主导实际政务。部长会议主席为政府首脑，其就职须先经国民议会以议员绝对多数“投资”（investiture）通过施政纲领，方可组阁。实践中很快演变出“双重投资”的惯例：总理先获个人授权后，再率全体内阁二次寻求议会批准。此做法为宪法原意所未预见，进一步削弱了行政稳定。

理性化议会制与选举

为防止政府因一时争议而垮台，宪法规定倒阁须由国民议会议员绝对多数通过，并在提出与表决之间间隔一日；……

政党政治与内阁不稳定

三党联合与冷战转折

第四共和初期，法国政坛由三大群众性政党主导：法国共产党、社会党，以及信奉基督教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运动。在1946年1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共产党以约28.6%的得票率重登第一大党，与人民共和运动、社会党共同执政，史称“三党联合”（tripartisme）。这一格局在冷战阴影下迅速瓦解。1947年5月，围绕工资冻结与雷诺公司罢工引发的信任投票中，共产党部长倒戈，总理保罗·拉马迪埃遂于5月4日将四名共产党部长逐出内阁。历史学者威廉斯称此日为“第四共和历史上最重要的日期”；此后直至政体终结，拥有最庞大群众基础的法国共产党长期被排斥于政府之外，成为体制性的反对党。

第三势力与政局动荡

共产党去职后，戴高乐于1947年4月创立法兰西人民联盟，从右翼猛烈抨击议会体制。夹在共产党与戴高乐派两大反体制力量之间的社会党、人民共和运动、激进党及各温和派系被迫结成中间联盟，即所谓“第三势力”，以维持共和体制的运转。然而这些政党在经济、宗教教育、殖民地等问题上分歧甚深，联合内阁往往因一党退出而垮台。政府更迭之频繁遂成第四共和最突出的特征，十二年间更迭政府达二十余届，平均执政不足半年。

布热德主义

1950年代中期，经济现代化对小工商业者与农民造成冲击，激起民粹式抗议。……

经济与社会

现代化计划与马歇尔援助

与政坛失序相反，第四共和时期法国经济表现亮眼。1946年1月，政府设立计划总署（Commissariat général du Plan），由让·莫内出任首任计划专员，编制“现代化与装备计划”，即“莫内计划”。该计划以指示性方式集中资源，优先发展煤炭、钢铁、电力、铁路运输、水泥与农业机械六大部门，打通生产瓶颈，带动了整体投资与产出的回升。国家干预、选择性国有化与逐步对外开放相结合，构成了法国式指令性规划（dirigisme）的特色。

马歇尔计划为重建提供了关键外援。1948年至1952年间，法国获得约27亿美元援助，约占欧洲复兴计划总额的两成，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受援国；美援商品在法国销售所得的配套资金，一度提供了莫内计划半数以上的经费。

光辉三十年与社会变迁

在重建的基础上，法国自1950年前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阶段，即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埃后来所称的“光辉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这一时期，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长期维持在5%上下，工业迅猛扩张，社会结构深刻转型。伴随战后“婴儿潮”，本土年出生数由1939年的约61万升至1946年的约84万，并持续保持在80万以上；叠加死亡率下降，本土人口由1945年的约4000万增至1975年的约5300万。……

社会与文化

政治的动荡并未妨碍战后法国思想文化的繁荣。……

对外关系与欧洲一体化

大西洋阵营

在冷战格局下，第四共和明确倒向西方阵营。1948年3月17日，法国与英国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签署《布鲁塞尔条约》组成西方联盟；1949年4月，法国又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12个创始成员国之一，将国家安全托付于大西洋联盟；同年，总部设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委员会成立，象征法德边境的和解。

欧洲一体化

推动欧洲一体化是第四共和最具历史意义的成就之一。1950年5月9日，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采纳让·莫内的构想发表“舒曼宣言”，倡议将法国与西德的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超国家机构管理之下。1951年4月18日，法国、西德、意大利及比、荷、卢三国签署《巴黎条约》，创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于1952年生效，莫内出任首任高级机构主席，开启了以经济联合化解德法宿怨的进程。

并非所有尝试都能成功。1950年总理勒内·普利文提出建立一体化欧洲军队的构想，据此于1952年签署《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以纳入重新武装的西德。然而该约因触及国家主权而备受争议，1954年8月30日法国国民议会以319票对264票的先决问题动议无限期搁置，实际予以否决。作为替代，同年10月的《巴黎协定》改以西欧联盟接纳西德，使其恢复主权并于1955年加入北约。……

去殖民化

第四共和最深重的困局在于殖民帝国的解体。宪法虽以法兰西联盟的名义将旧帝国改组为半联邦结构，赋予海外领地一定代表权，但战后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各地，历届政府又在维持帝国与体面撤退之间举棋不定，接连陷入代价高昂的冲突。其中，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塞提夫与盖尔马事件中欧洲裔移民与穆斯林的相互杀戮及法方的血腥镇压，更被视为九年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先声。

印度支那战争

1946年12月，法国与越盟之间的冲突升级为全面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法国于1949年扶植前皇帝保大在法兰西联盟框架内组建越南国，以争取美国支持并分化民族主义力量，但战争仍旷日持久。据估计，法兰西联盟一方阵亡与损失约九万余人，其中包含大量外籍兵团官兵及印支联系邦的土著部队，法国本土军人约占两万。1954年5月，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遭到决定性失败，成为殖民战争史上的关键一役。惨败促使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出任总理并迅速谋和，同年7月的《日内瓦协定》以北纬17度线分割越南，法国由此结束在中南半岛的殖民统治。

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

帝国的松动不限于亚洲。早在1947年3月，马达加斯加起义即遭法军血腥镇压，死伤惨重。在马格里布，法国于1956年3月先后承认摩洛哥与突尼斯独立，后者由哈比卜·布尔吉巴领导；两国脱离使法国得以在阿尔及利亚集中力量。……

苏伊士危机

1956年，为反制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法国联合英国、以色列发动苏伊士战争（10月29日至11月7日），一度攻占运河区，却在美苏两国的联合压力下被迫停火撤军。……

危机与终结

1958年春，阿尔及利亚战局与本土政治的张力同时逼近临界点。当巴黎方面传出政府可能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谈判的风声后，当地的欧洲裔居民与驻军右翼势力深恐重演印度支那式的“出卖”。1958年5月13日，示威者与军方在阿尔及尔夺取政权，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由马絮任主席、拉乌尔·萨朗将军掌握领导权，公开要求夏尔·戴高乐出山组阁。数日后伞兵兵不血刃地控制了科西嘉，本土面临军事政变蔓延的现实威胁。

面对危殆的局势，总理皮埃尔·弗林姆兰于5月28日辞职。总统勒内·科蒂随即致函议会，宣称已“求助于最杰出的法国人”，请戴高乐组阁，并声称若议会拒绝，他本人将辞去总统职务。6月1日，国民议会以329票对224票通过对戴高乐政府的信任；两日后又授予其以法令治国六个月的全权与起草新宪法的授权。戴高乐由此成为第四共和最后一任部长会议主席，并以合法议会程序而非政变上台。

戴高乐随即着手实现其自巴约演说以来一贯主张的强化行政权构想。新宪法草案于1958年9月28日交付公民投票，以约82.6%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法国本土赞成率约79.3%）。10月4日，新宪法颁布，第五共和国正式成立；戴高乐于同年12月当选、翌年1月就任首任总统。历时十二年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就此落幕。

历届政府

第四共和宪法生效后至1958年间共产生24届政府，由16位不同的部长会议主席领导；连同宪法生效前的两届临时政府及跨接第五共和的戴高乐末任内阁，历届政府如下表。英语文献因将拉马迪埃两届、皮杜尔两届各合并计算，且不计布鲁姆过渡内阁，故通常得出21届之数。

（灰底行为宪法生效前的临时政府或跨接第五共和的内阁，不计入第四共和“24届”序列。）

评价与遗产

后世对第四共和的评价充满矛盾。在政治层面，它常被视为软弱与失败的代名词，内阁频繁更替、议会难以决断、去殖民化屡屡演变为流血战争，最终在军事压力下让出政权。英国记者弗兰克·贾尔斯即以《蝗虫岁月》（The Locust Years）为其作传，讥其虚耗光阴。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指出，仅以政坛乱象论定其成败并不公允。正是在这十二年间，法国完成了战后重建，迈入“光辉三十年”的繁荣，建立起现代福利国家的框架，并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以让-皮埃尔·里乌为代表的重估论认为，许多为第五共和所继承的制度与政策，从经济计划到欧洲共同体，皆植根于第四共和时期，甚至称其为一个成就斐然却“被低估的共和国”。即便是《蝗虫岁月》的作者贾尔斯也承认，第四共和是“旧法国与今日法国之间真正的桥梁”，使一个香水与葡萄酒之国转变为技术官僚与高效工业之国。第五共和以强势总统制矫正了议会制的弊端，但其稳定运作亦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于第四共和的物质与外交积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