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施特劳斯

生平

1899年9月20日，列奥·施特劳斯出生于德国黑森的小镇基希海恩的一个犹太家庭。1912年，入读马堡的一所文理中学接受德国人文主义教育。1917年，中学毕业后到马堡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等校学习。这个时代的他很欣赏赫尔曼·科恩，并且认同锡安主义。1921年，施特劳斯在恩斯特·卡西勒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取得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到弗莱堡听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讲课。之后他参与了弗朗茨·罗森茨威格主持的读书会，1924年，他发表的对科恩和斯宾诺莎的研究获得了正在主持柏林犹太研究学院的尤里乌斯·古特曼的欣赏。

1925年，受古特曼聘请，任职于柏林犹太研究学院。1931年，学院遭遇财政困难，无以为继。1932年，施特劳斯在施米特和卡西勒的推荐下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前往巴黎从事中世纪犹太及伊斯兰哲学研究。1933年，洛克斐勒基金会愿意多赞助一年的经费，这年他在巴黎成婚。1934年初，施特劳斯移居伦敦从事霍布斯研究。1935年，他来到剑桥专心写作并获得剑桥大学一学年的资助。1937年，施特劳斯应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之邀，只身前往纽约担任访问学人。1938年到1948年，施特劳斯是社会研究新学院的一名研究生教师。1949年，施特劳斯加入芝加哥大学成为政治学系教授，并于1959年任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杰出服务教授。

施特劳斯夫妇并未生育儿女，但养有甥女。施特劳斯的妹妹贝缇娜（Bettina Strauss, 1901-1942）嫁给了犹太裔阿拉伯学家克劳斯（Paul Kraus, 1904-1944）。二人双双逝于开罗后，施特劳斯领养了他们的女儿燕妮，“视若己出”。据哈佛大学的李汉松（Hansong Li）、杜克大学的纳玛齐（Rasoul Namazi）、慕尼黑大学的迈耶（Thomas Meyer）等学者考证，施特劳斯与妹婿克劳斯是知交好友，也和芝加哥大学的伊拉克裔硕学马赫迪（محسن مهدي）相交甚笃，这都解释了施特劳斯对伊斯兰的兴趣和研究。

1967年底从芝大退休后，施特劳斯赴克莱蒙特男子学院（现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短暂任教。1969年，到圣约翰学院-安纳波利斯，担任斯科特·布坎南杰出驻校学者，直至1973年10月18日去世。

哲学

对于施特劳斯，政治学与哲学必然在其根源上互相纠结。他把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亡看作这样一个时刻，那时政治哲学，如施特劳斯所理解的，曙光初现。哲学家们相对自由地从事自然与政治研究，直到苏格拉底在雅典的生活与死亡。施特劳斯在《城市与人》中提及，亚里士多德描绘了在苏格拉底之前数代的第一位关心政治的哲学家成为城市计划者。然而苏格拉底在现代意义中不是一位政治哲学家，苏格拉底没有哲学地研究政治现象；而且，苏格拉底是第一位由城邦促使其政治地对待哲学的哲学家。这样施特劳斯认为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就是苏格拉底与其学生的论辩，认为哲学家或科学家不能研究自然而不考虑他们自己的人性，这，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即“政治的”。苏格拉底的审判是“政治的”哲学的首次行动，而柏拉图的对话是政治地对待哲学的最纯粹的形式，他们唯一全面的主题是苏格拉底，这位对施特劳斯与他的许多学生来说最卓越的哲学家的生活与死亡。

施特劳斯仔细区分了“学者”与“哲学家”，认为他自己属于前者。他写道，如今，多数自认为是哲学家的人其实是学者，谨慎而系统，而不是大胆的。他主张，伟大的思想家大胆而对缺陷机警，而学者受益于确定的范围。施特劳斯总结说，学者存在，因为伟大的思想家在基本点上不一致，而这些基本的意见不同使学者得以推究。

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施特劳斯以对马克斯·韦伯认识论的批评开始，继之以与马丁·海德格尔相对主义的简短约会，跟着通过分析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的思想，讨论自然权利的演进。通过批评让-雅克·卢梭与埃德蒙·伯克，他作出结论。在这本书的中心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摘录，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

向往哲学者

施特劳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熟稔“历史”并从事经注工作的“向往哲学者”，而非发明种种兄弟个人创见的“哲学家”。他教导弟子作学问要潜入文本的字里行间，在面对历史时要恰如古代思想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它。

在施特劳斯看来，文本有所谓表面意义和深层意义的区别，正如一个覆盖了一层银箔的金苹果一般：“表面”──表达创作心意的外在的语言或符号象征──固然值得一看，但是对于那些目光能够穿透银箔的人来说，覆盖在银箔之下的“内部”──由“艺术家的深意”和“观众的反应”二者共同构成者──更是尤为可观；表面之所以会掩盖内部，并非是由于创作者的不诚实或表里不一，而是由于“深度只有通过表面的具体性才能表现自己”，此乃事物的本性。

因此，施特劳斯重视研究古典文本的细微之处，不仅要求弟子留意古典文本的“表层意义，更要重视隐藏于字里行间的深层意义；借由解读出作者各种隐喻或微言，吾人方能了解作者的“真意”。

施特劳斯认为，古代哲人自有一套其理解自身思想的立场；然而，由於哲学的存在经常会使得其所处环境陷入一种紧张关系，哲人们为了避免受到压迫，往往会刻意隐瞒自己真正的想法；施特劳斯多次在课堂上提到，直到十八世纪，西方哲人在写作时仍会顾及到著作所可能遭致的迫害。因此，要想真正搞懂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就必须先了解她在可能遭受迫害的社会处境中如何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在施特劳斯看来，这种“隐瞒”虽然不容易见诸于“史料”，但却非无迹可寻；事实上，作者经常透过将线索隐藏于文本的字里行间。

乍看之下，施特劳斯及其弟子所孜力不倦的似乎只是“翻译文字”或“注释经典”等考经之流的工作，然而施特劳斯所传授弟子的治经功力绝非仅于点校勘误、明物训诂，而是挖掘原作者的弦外之音，辩识出隐藏于文本中的真意；更重要的是，要还原古代哲学家撰写文本时其内在所探询到的精神。

然而，施特劳斯固然重视“探究作者真意”，但与之类似的“让历史说话”的历史主义立场，却也正是施特劳斯所亟力批判的态度：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看似只是一种“方法论”（methodology），或甚至只是一套研究“方法”（method），但事实上历史主义其实就是一套哲学！而坚持历史主义的结果，只会使得哲学没有可能。因此，施特劳斯表面上以中世纪或古代的“政治思想史”作为其学术专业，但实际上施特劳斯却带领门人遨游于阅读古代经典之中，亲身经验关于“政治哲学”的领悟。

施特劳斯之所以批判历史主义，正是因为他认为历史主义其实是集现代性大成于一身者，而历史主义最终将导致虚无主义或怀疑论。通过批判现代性，吾人可以将目光重新放回古典；通过研究古典，吾人便能神入古代哲人最深刻的问题意识，进而开启吾人自身的哲学意识。在这个哲学意识中，吾人可以直接对永恒的问题进行探询；同时，更必须思索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吾人究竟应该如何与今日的现代社会共处。在思索如何共处时，或许哲学家会找到关于政治秩序的真理，进而将之落实于实际的政治生活当中。

回归古典

诚然，施特劳斯批判“现代性”，也强调要回归古代经典，但施特劳斯所主张者，并不是一种尚停留于知识论层次而已的哲学方法。在思想上，施特劳斯的最终关怀不仅仅只在政治哲学，更是在政治神学；而其毕生的学术工作，最终其实是在回应其政治神学的思想。

一般而言，所谓的政治哲学，乃是一种通过“理性”而探索政治秩序的思想活动。与之相对，政治神学则是将通过“圣法”（divine law）或“神约”而发现政治秩序的思想活动；然而，对于施特劳斯而言，政治神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其是否真的将权威溯源至“神”，事实上任何根据既存蓝图或规范的指示而建立起的政治秩序，就是一种政治神学。

对于施特劳斯而言，没有人可以同时集哲学家与神学家于一身，因此也不会存在一个超越或综合哲学与神学冲突的第三者；面对这两者的冲突，吾人应该择一而从之。施特劳斯认为，宗教、道德、政治、科学都是一种生活态度，而这些都建立在“承诺”这个基础之上；因此，“哲学”永远不可能取代这种实践信仰。

通过对实证主义、历史主义与现代性的批判，施特劳斯揭示了一点：政治秩序的起源不仅是根据圣法而生，其在方法论上更是一种“启示”，而非“福音”。通过批判现代性，吾人可以将目光重新放回古典；通过研究古典，吾人便能神入古代哲人最深刻的问题意识，进而开启吾人自身的哲学意识。

在这个哲学意识中，吾人可以直接“永恒的问题”而进行探询；同时，更必须思索“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吾人究竟应该如何与今日的“现代社会”共处。在思索如何共处时，或许哲学家会找到关于“政治秩序”的真理，进而将之落实于实际的政治生活当中。

评价

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认为有必要区分“施特劳斯的阐释学理论和他自己的实践”和“施特劳斯和他的学生”。他认为：“毋庸置疑，《迫害与写作艺术》提出了一个有风险的论点”，但这无伤大雅，关键是要避免对施特劳斯方法的滥用，因此必须在文本中谨慎地寻找证据。

著作

• 1932，《对施米特〈政治的概念〉之评论》
• 1939，《斯巴达的精神或色诺芬的品味》
• 1964，《城邦与人》
• 1968，《古今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