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生平

早年

1759年4月27日，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伦敦东区的斯毕塔菲尔德。父亲是爱德华·约翰·沃斯通克拉夫特（Edward John Wollstonecraft），母亲是伊丽莎白·迪克森（Elizabeth Dickson）。她是家中长女，上有一兄，下有三弟两妹。

1763年到1768年，因为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想当绅士农夫不成的关系，故而经常搬家。1774年，父亲务农不成，全家搬回了伦敦郊区的霍克斯顿。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年幼时，其家庭收入足以维持舒适的生活。可是，父亲却将家产耗费在了投机生意上，导致整个家庭逐渐陷入财政困难。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少女时代是随着家庭的颠沛流离度过的。

最后，他们的财政状况已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以致于她的父亲甚至动用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成年后将继承的遗产。此外，父亲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酒醉时便会对妻子拳脚相加。在这种环境下，年少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为了保护母亲，经常在母亲的卧室门外向父亲撒谎。

于此同时，她还承担起照顾两个妹妹埃弗里娜（Everina）与伊利莎（Eliza）的责任，并终身对她们照顾有加。譬如，在1784年，她劝服了可能患上了产后抑郁症的妹妹伊利莎，让她离开其丈夫与幼子；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还为她的逃跑制定出了周密的计划——这也侧面展现出她敢于挑战社会准则的勇气。后来妹妹和妹夫合法分居，妹妹未获得监护权，不过小孩未满周岁即逝世。这件事让伊利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遭到社会的谴责外，不能再婚的她只能选择孤苦伶仃地度尽其一生。

两段友情塑造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年的生活。其一是在贝弗利与简·阿登（Jane Arden）建立的友情。她们俩经常在一起读书，并一同倾听阿登的父亲——一位自封的哲学家及科学家——发表的演说。沃斯通克拉夫特十分喜爱阿登家庭的理性氛围，并珍视她与阿登的友谊，有时甚至还掺杂了一些情感上的占有欲。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给阿登写的信中，她写道：“我已经形成了对友情的浪漫观念……我对自己对爱情和友情的想法感到有点奇怪；我要么就必须占据第一位，要么就不要。”这种在写给阿登的一些信里已展现出的易变而忧郁的情绪，后来伴随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

1775年，沃斯通克拉夫特认识了挚友范妮·布拉德（Fanny Blood），而这正是她的另一段友情——这段友谊对她而言更为重要。范妮·布拉德是霍克斯顿的克莱尔夫妇（Clares）的女儿，也正是这对夫妇把她介绍给沃斯通克拉夫特；沃斯通克拉夫特视布拉德为打开她心扉的人。……

“新女性之先”

1786年，在布拉德死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们为她谋取到了一份给英裔爱尔兰人金斯伯勒（Kingsborough）家（同时也是在爱尔兰科克郡米切尔斯敦的地方行政官）的女儿们担任家庭教师的工作。……

主要思想

提倡教育

沃斯通克拉夫特反对只有男性可以接受国民教育。她说：“为了主张女性权利，我的主要论证基于一个简单原则：假如女性未能接受教育成为男性的伴侣，她就会停止在知识和美德方面的进展。”但是在主张女性权利方面，尚且停留在成为男性更好地伴侣来要求女性接受国民教育。斯宾塞在谈到教育时，提及“德智体”的三方面发展，而在沃斯通克拉夫特这里只有前两者。此外，她还要求女性权力的合法化。

对教育的主张

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国家应办理国民教育，将寄宿学校与私人教育整合，办理“日间学校”，白天在学校学习，晚上则回家，去除寄宿学校可能养成贪吃、邋遢、期待假期而不安定感等缺点，达成与同侪相处和激发独立思考能力而非直接给予答案的教学模式。同时，在各年龄层的日间学校中，五岁到九岁的孩子应免费就学而不分阶级，让男孩与女孩接受相同的教育和规则，培养平等的概念。九岁之后，男孩女孩到适合自己人生目标的学校就读，上午课程相同，而下午女生可以去学习缝纫，富贵子弟可以去研读科学、历史或政治学。

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会因相互理解而导致早婚的现象，但这会对身体及德性产生非常好的影响，沃斯通克拉夫特以一位已婚公民与一位花花公子做比较，花花公子畏惧结婚，因为害怕不能混日子与享乐。假设两性之间已经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平等，这样的教育体制能让男孩远离放荡的生活，而女孩也不再软弱。

关于女性教育的看法

沃斯通克拉夫特主张应重视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女子受教权，教育体制的改革将可促进男女间的平等与社会共同的福祉，社会不应该把“人”与“女人”区分开来，她捍卫的女性教育是身为一个“人”所应有之权利。在《女权辩护》中，沃斯通克拉夫特便曾言：“我认为最完美的教育是运用理性来强化身体与心灵。”

若女性不能接受教育和得到平等地位的话，那么人类的知识就会停滞，因为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是女性，当两性拥有同等受教权后，有机会追寻到更多真理。此外，假如女性因缺乏理性思考而不了解德性、职责及其带来的好处时，无法期待女性会跟男性一样去追寻美德而达成女性的义务。与此同时，母亲是孩子的教师，要想孩子理解爱国的真缔，其母必须是爱国者，母亲应有启发孩子的理性之责，而不具备理性的母亲无法引导孩子。

女性权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应该拥有自由和经济权，如此才能成为一个毋须依附男性的独立个体，而男性本来就被期许拥有的权利也能及于女性。沃斯通克拉夫特希望女性成为良好公民、善尽责任后，男性就应给予更多的法律保障，例如让女性拥有国会席次。

女性无权的害处

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女性若无法参与法律和政治上的事务，无所事事的她们将过于重视感性，当缺乏理性逻辑而无思想的女性成为了母亲，无法教育出资质突出的孩童，女孩将步上缺乏美德和理性的后尘，男孩则将无所作为。……

主要作品

教育著作

沃斯通克拉夫特早期的大部分作品都围绕于教育主题。她曾辑录过一本面向年轻女性的文学摘选《女性读者》（The Female Reader），并翻译了两部童书：玛丽亚·海特勒伊达·范德韦肯·德康邦的《小格兰迪森》（Young Grandison）与克里斯蒂安·扎尔茨曼的《道德素质》。另外，她自己的著作也涉及过这一主题。在她的行为手册《女教论》（1787年）与童书《真实生活的原创故事》（1788年）中，她提倡要通过教育来让儿童拥有新兴中产阶级的特质：自律、诚实、节俭和知足。受17世纪重要教育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思想的影响，沃斯通克拉夫特还在两本书中特意强调了儿童接受理性教育的重要性。但是，对宗教信仰与先天感性的强调区分了他们两人的作品，并将她的作品与流行于18世纪末的感性讨论相互连接了起来。两本书还提倡了女性的教育——在当时是一个富于争议性的话题：这一话题贯穿了她的整个写作生涯，并在《女权辩护》一书中达到顶点。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将能够成为好的妻子与母亲，并最终为国家作出贡献。

《辩护》

《人权辩护》（1790年）

1790年，埃德蒙·伯克发表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为君主立宪制、贵族统治与英国国教进行辩护。不久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人权辩护》予之以反击，她在书中对贵族统治进行了抨击，并提倡共和主义。在这场以小册子为媒介展开的论战里，她是第一个发表回应的人。而在这些回应中，要数托马斯·潘恩的《人的权利》对改革派与激进派最具号召力。后来，这些小册子都被收录到了《革命论战》一书中。

沃斯通克拉夫特不仅针对君主政体与世袭特权进行了抨击，还针对伯克用作辩护的语言进行了批评。在《反思》中的一段著名的文字里，伯克哀叹道：“我想到了千万把利剑从剑鞘中飞出，哪怕是一瞥眼的蔑视都要复仇，这是用侮辱来对她（指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恐吓。——然而，骑士的时代已然过去。”绝大多数伯克的批评者认为，这是对法国王后矫饰的怜悯——是一种把责任推给他人的怜悯。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回应中，独一无二地对伯克使用的性别区分的语言进行了批评。在伯克的《崇高与美的哲学探索》（1756年）中，他第一次确立了崇高与美丽这些术语。沃斯通克拉夫特通过重新定义这些术语，在抨击其辩术的同时亦对他的论点进行了批驳。在伯克的定义中，他将美丽视作软弱与阴柔，把崇高看成与强大和阳刚；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了与其不同的定义来反驳他，并认为伯克扭曲的描述导致他的读者——普通公民——变成了爱四处炫耀的柔弱女性。在其第一篇明确的女权主义评论文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批评伯克将其辩论的观点建基于女性处于被动的不平等社会上。……

作品列表

以下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作品的完整列表；所有作品都只列出第一版，如无特殊说明则均由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

对后世的影响

学者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认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活方式让后世感到好奇：“对一个擅长诸多风格的激进主义作者而言……在最近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活要比她的作品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戈德温的回忆录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消逝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名声依然在谷底徘徊了将近一个世纪。在她死后不久，便遭受到了来自于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等多人的嘲讽：埃奇沃思在她的小说《贝琳达》中，以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原型塑造了一名时常“异想天开”的角色哈丽雅特·弗里克（Harriet Freke）。而其他的小说家，例如玛丽·海斯、夏洛特·史密斯、弗朗西斯·伯尼和简·韦斯特亦都虚构了一些相似的角色，并均在其读者眼里将之塑造成为“道德的教训”。如同一位研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学者弗吉尼亚·萨皮罗所澄清的那样，在19世纪几乎没有人去阅读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因为“攻击她的人曾暗示或明指，有自尊心的女性绝不会去阅读她的作品”。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位美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柳克丽霞·莫特受到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作品的影响。据萨皮罗所述：“在20世纪以前，除了那位曾认真阅读过沃斯通克拉夫特遗作的柳克丽霞·莫特外，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谁人曾在女性或女权的历史中扮演过关键的角色。”但是，随着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出现，彼此之间政见不同的女性，譬如弗吉尼亚·吴尔夫与爱玛·戈尔德曼，都愿意去拥抱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活经历，并都愿意赞美她的“生活体验”，就犹如吴尔夫在她的一篇著名杂文中提到的那样。批评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活方式与作品的声音依然存在，但已逐渐式微。

随着1960年代到1970年代学术界对女权主义的批判的浮现，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它们的命运也反应在了女权主义运动本身上；举例而言，在1970年代早期，沃斯通克拉夫特的6位主要传记作者认为，她“集富于激情的生活与激进而理性的行为于一体”在1970年代女权主义的主张“个人即政治”中，被认为是自相矛盾而引人注目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并不占多大的分量。到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另一面被逐渐展现在了人们眼前，其中，她更多地被描述为其时代的产物；克劳迪娅·约翰逊、加里·凯利与弗吉尼亚·萨皮罗等学者从感性、经济和政治学说等方面论证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与同一时代的其他重要思想的连续性。

在2000年代，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还对学院以外的女权主义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