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事变

背景

满洲国的成立转移视线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国际上引起反响。国际联盟理事会作出三次决议，要求日本撤军，大多数会员国对中国表示理解。美国不是国联成员，但当日本侵占锦州后，国务卿史汀生发表“不承认主义”照会，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引起日本政府和军部不安，因此急欲在中国其他地方制造事端，以便转移国际社会关注其侵略中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以何种形式来统治，是日本必须立即决定之问题。

1931年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确定建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受日本魁儡之新政权。根据方案，关东军准备将溥仪挟持到东北，在东北各省拼凑政权，计划在上海挑起纷争。上海是西方列强在华投资集中、商业利益丰厚之地。列强经济、政治关系复杂，上海若有战事，将引起国际关注，特别是与上海关系密切之国际大国，如英、美、法等必将介入。10月1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辅助官兼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应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电召，前往沈阳。板垣告诉田中：“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要占领哈尔滨，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来。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我要请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田中保证完成任务，并说他“正在训练一个极好的间谍，能在上海收买中国的闹事者，来发动这场假战争”。板垣从关东军特务经费中提取20,000日元交给田中使用。……

序幕

日僧事件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等5人，于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之三友实业社，与2名日本僧人与3名信徒冲突。川岛芳子及其助手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使下，5名持极端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观点的日本日莲宗僧侣（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于上海公共租界东区一带举行巡游宗教仪式，并沿途高叫反华口号，途经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时毛巾厂门前，遭被激怒的工厂工人群殴。结果日僧天崎三人等被殴成重伤，水上秀雄最终更伤重不治。

1月20日凌晨2时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指使下，指挥上海“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32名暴徒，携带枪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潜赴三友实业社工厂。日人纠众放火焚烧三友实业社工厂。青年同志会成员前往三友实业社放火，引发混战。田中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起冲突”。下午，日侨又开会，在北四川路一带示威，捣毁商店。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上海市长吴铁城向日抗议，日本反向中国要求市长正式道歉，逮捕击毙日僧凶犯。日本要中国偿付恤金及医药费，适当处理抗日运动，立行解散敌视日本及抗日暴动之团体。此种无理要求，中国本可严加拒绝。

1月21日上午，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见上海市长吴铁城，就日人纵火、击杀华捕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缉拿纵火之日本浪人，同时递交关于“日僧事件”之书面抗议，并提出4项要求：“（一）市长须对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实行；（三）对于被害者5名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

政府交涉

1月23日，蒋中正谈到对日方针时说：“作最大努力之抵抗。”蒋、汪精卫和孙科再次商讨对日政策，“蒋、汪两氏咸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

事变经过

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指挥海军陆战队以20余辆装甲车掩护下，在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分三路：靶子路（今上海市虹口区武进路）、虬江路、横浜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防守闸北的第一五六旅，在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十六团主动配合下，同日军巷战，以一周时间抵挡住日军第一次总攻。

1月29日凌晨，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水上飞机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三十万册）均被炸毁。

1月29日，十九路军向全国发出《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

特急。衔略公鉴：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夜12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舋。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19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子印。

政府应对

1月29日早上，蒋中正约见何应钦、朱培德商讨对策。之后由朱培德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李济深、邓世增、林蔚等商定布防、警戒南京和长江沿线及对日抵抗作战事宜。

日军增援

1月31日，日本第三舰队开抵上海，有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航空母舰2艘及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2月1日，日本军舰从长江上炮轰首都南京。……

停战

3月3日，由于十九路军撤退，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自行发布战斗中止命令，宣布停战，双方进入对峙状态。日军由于上海的战事让长江航运中断，列强位于华中的利益受损，于是逼迫日本政府谈判。日方虽宣布停战，但是中方不敢掉以轻心，而且深知和谈必须有武力做后盾。同日，蒋中正电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指示增援到杭州的第九、第十师应在杭州以西三十里停驻，不经杭州城以小路至杭州东，能在夜间行动最好，以免日军侦知。

3月4日，日军担心过度刺激欧美列强于己不利，下令停战。

3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蒋中正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在事变发生后，蒋中正先后命令空军、炮兵部队和第五军增援十九路军并实际到位参战。但蒋中正为增援十九路军先后从河南、安徽、江西等地抽调的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第一师、第九师、第四十七师和陈诚第十八军（当时下辖第十一师、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共三个师）等部队，却因为交通问题和红军的牵制，均未能在停战前到位。如蒋鼎文第九师曾奉命驰援淞沪，限于2月20日以前到达，只因交通梗塞，红军又跟踪追击，第九师且战且走，后面的一个旅陷入了红军重围，前锋不得不回师抄击，才避免了全部被歼的危难。第九师在3月7日赶到上海附近的时候，淞沪战争已经结束了。国民政府提出对一二八事变“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要在略作抵抗后，请美英等国出面调停，以对日妥协。

日军阅兵庆祝

1932年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生日“天长节”，日人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祝捷大会”。……

淞沪停战协定

英使再作斡旋后，始再举行停战会议。经美、英、法、意等调停，中日代表谈判，于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参战部队

事变之初，驻上海日军有1,800余海军陆战队及4,000余武装日侨，40余架飞机，数十辆装甲车，分布在虹口租界和杨树浦，有23艘军舰在长江口外及黄埔江上，统由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指挥。据总计，参加沪战日军达77,000余人，中方参战人数约42,000余人。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共伤亡14,801人，日军死伤共10,254人。事件中中国经济损失约为十四亿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轰炸。

日军参战部队有第三舰队、混成第24旅团（由久留米第12师团的步兵第24旅下之步兵第46连队及步兵第48连队第1大队组成）、金泽第9师团、善通寺第11师团、宇都宫第14师团、弘前第8师团；日方数度增兵，最后投入兵力超过3个师团，并兼以海空军、战车助战。

国军有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税警总团和中央教导团。第十九路军全军辖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第七十八师，共6个旅、3.3万余人；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驻苏州、南京，第七十八师第一五五旅、第一五六旅分驻京沪铁路南、北地区。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先后补充第十九路军枪弹达1,060余万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各种火炮73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枪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余万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

十九路军

一二八事变以外交谈判解决后，第十九路军从上海撤下，被调到福建剿共，蒋光鼐兼任福建省长。十九路军在福建与红军作战最初取得一些胜果，占据部分的红军根据地。……

中共反应

反政府宣传和行动

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于1月31日即公开发表声明：“国民党各派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以血的屠杀镇压反日运动来献媚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极力号召劳苦群众立即进行革命战争，要求革命群众“将缴到敌人的枪械分给工人义勇军纠察队！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号召“革命的士兵们，杀掉你们不抵抗的长官，同武装民众团结一致，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

2月4日，红军在江西发动赣州战役，猛攻赣州城，使陈诚的第十八军被牵制，无法增援上海。事后，第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

2月11日和29日，中国共产党接连收到共产国际发来的两个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乘机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

估计到士兵群众不再服从投降的军官及一切民族情绪之高涨，必须用一切力量打入军队，在那里发展最大的工作，特别应该在集中的与日本帝国主义争斗的军队中去争取士兵群众，将他引导士兵与群众联合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必须在群众面前加紧揭破为中国民族的耻辱的南京、广东政府的投降破产，与全国在我们已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

对日宣战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对日宣战。……

战后

日军证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对于此次事件一贯将责任推给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十九路军对日军的敌意发动的阴谋。然而在东京审判时当时任少校职派驻日本陆军驻上海武官辅佐的田中隆吉少将在法庭上对此事件作出证言：所谓的“惨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托其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少校制造事端，实际执行则委托宪兵上校重藤宪史与田中之情妇川岛芳子雇用杀手攻击在上海的日莲宗僧侣。日军的任务就是在背后不断的释放假情报搧动日本侨民情绪制造混乱，并适时的发动攻击引发此次事端。

纪念与抚恤

国民政府于1931年至1935年间于南京灵谷寺旧址建立国殇墓园，定名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祭堂内61至67块石碑上刻1932年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士名单；在公墓内建立“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由于阵亡将士之多，公墓没能全部容纳，采取以师为单位，用抽签方法，从每一军阶将士中抽一名代表安葬。现为南京市“抗日战争历史教育基地”。

民间纪念：1933年，为纪念在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将士，在广州市沙东路由华侨捐资建成一座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1990年更名为广州市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当年蔡廷锴将军的卫士曾晖，抗战后他回到增城；在整个抗战期间，曾晖曾身负九枪却幸免于难。曾晖多次向广州市民政部门申请生活补贴，但都杳无音信；虽然政府为老人办理了最基本的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但报销额度十分有限，每个月能领取的补贴并不多（养老金100元、低保290元和高龄津贴300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