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革命

背景

在新石器革命前，古人类与革命后的农耕者有着不同的日常需求与生活方式。他们一般居住在临时搭建的房屋，他们的生活以小群体的方式在迁徙中度过，很少与外界联系。他们的食物来源多样，根据四季更迭而变化，称为狩猎采集者。

诱发契机

以下为各历史学家从各方向对诱发契机的理论：

地理位置

丘陵侧翼假说，由 Robert Braidwood 提出，他认为农业始于托罗斯山脉和札格罗斯山脉的一侧，那里的气候并不干燥，相反，那里肥沃的土地支持驯化各类植物和动物。

Leonid Grinin 认为，农业的起源是由热带气候、丰沛降雨和肥沃的冲积平原这些特殊自然环境所致。而事实表明，谷物驯化的起源文明都始于这些特殊的自然环境。

Grinin 认为，大多数文明的农业起源时间都位于距今12000到9000年前，尽管在某些地方（例如古埃及），首次驯化动植物的时间可以推算到距今14000到15000年前。

Andrew Moore 认为，农业的历史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长，它源于黎凡特地区的长期发展，很可能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农业的源头。

Frank Hole 认为，驯化事件可能独立发生在不同时期的某些未知地点。又指出，我们还没有发现处于从野生动物到驯化动物的过渡阶段的遗迹，人类似乎是瞬间就驯化了这些物种，这是不合常理的。

自然淘汰

盛宴理论，由 Brian Hayden 提出，该理论认为炫耀性的权力展示（如举办盛宴）驱动了农业的发展，这种展示需要集合大量的食物，从而间接推动农业技术的更新。

人口学理论，由 Carl Sauer 提出，并经 Lewis Binford 和 Kent Flannery 修改，该理论认为越来越多的定居人口超出了当地环境的承载能力，单纯的采集已无法满足他们的食物需求，这迫使社会进一步向农业发展。

演化/意向理论，由 David Rindos 等人提出，理论认为农业是植物与人类的相互适应，对作物的驯化始于人类对特定野生植物的保护，并促使了种植地点的固定化，最终导致了一些植物的完全驯化。

气候转变

绿洲理论（已被抛弃），最初由拉 Raphael Pumpelly 在1908年所提出，并在戈登·柴尔德的介绍下流传开来。该理论认为，当时气候变化导致了更加干燥的环境，人类的生活范围不得不缩小到有如绿洲大小，这种区域的集中促使人类与当地动植物联系更加紧密，并由此开始驯化它们。

科学研究发现，当时的环境更加潮湿而非更加干燥。

Peter Richerson、Robert Boyd 和 Robert Bettinger 指出，农业的起源与全新世开始日渐稳定的气候状况有关。

植物的驯化

人类对植物的驯化称为选择性繁殖，并始于公元前9000年左右开始发展谷类植物（二粒小麦、一粒小麦和大麦），在公元前9000年左右开始发展。这种选择不仅仅局限于植物种子所包含的热量多少，还取决于以下因素：

种子过小、含苦味或成熟时迅速脱落种子（难以被统一的收割采集）的植物会被淘汰，便不会被储存到下一季播种。

作物的连续收获也间接的选择了那些可以更长保留其种子的品系，便更有可能被储存到下一季播种。

当早期农民完善了他们的农业技术，例如发展出灌溉，粮食便产生盈余与储存，于是社区的人口数量便增加了。

早期谷物收割（公元前23,000年）

最早的谷物收割工具出现地点位于奥哈洛二号遗址（Ohalo II），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初期之间，是一个狩猎采集群体曾在23000年前定居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海岸附近。

对其中5个燧石刀片的磨损分析，显示这些工具被用于手持或者附在手柄上以收割接近成熟的野生谷物。这些工具的使用痕迹并不十分明显。与该地最早的谷物种植以及石磨出现时间的出现时间位于同一时期。

动物的驯化

当狩猎采集者开始定居下来，为了更有效率地获取食物，于是农民便把动物带到自己的定居点，这便是畜牧的开端。动物的体型、习性、饮食、繁育方式、寿命、可提供的食物种类（肉类、奶制品）和可否作为劳动力都是驯化考虑到的因素。在最早被选择驯化的动物包括狗（东亚，15000年前）、绵羊、山羊、牛和猪。

发展与传播

农业在黎凡特的起源

约在10000-9000年前，农业首先出现在地处亚洲大陆西南部的黎凡特地区，该地区主要驯化了三种谷物（二粒小麦、一粒小麦、大麦）、豆类（扁豆、豌豆、苦野豌豆、鹰嘴豆）以及亚麻。驯化的过程是缓慢的，可能花费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

考古学家在黎凡特于新石器革命发现的遗址有：奥哈洛二号遗址(Ohalo II)、泰尔·阿斯瓦德遗址(Tell Aswad)、伊拉克埃德杜布遗址(Iraq ed-Dubb)、瓦迪·费南16号遗址(Wadi Faynan 16)、内特夫·哈格杜德遗址(Netiv Hagdud)和乔加戈兰遗址(Chogha Golan)，考古学家研究后有以下发现：

在奥哈洛二号遗址，发现的种子与研磨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19400年前，表明当时居住在奥哈洛附近的人们有意种植了一些植物以供食用，并对这些食物的种子做一些预处理。

在泰尔·阿斯瓦德遗址，是人们发现的最古老的农业遗址，其中驯化的二粒小麦可追溯到距今10800年前。

在伊拉克埃德杜布遗址，出现了带壳的二棱大麦。

在乔加戈兰遗址，发现了野生植物的种植证据，其年代约为公元前12000年，这表明在大致同一时间，新月沃土中有多个地区同时出现了对植物的驯化行为。

Jacques Cauvin 指出，泰尔阿斯瓦德的定居者并不是在当地进行的驯化工作，而是“可能从邻近的东黎巴嫩山脉(Anti-Lebanon)引进了具备种植能力的种子”。考古学家在黎巴嫩约旦河源附近的大约50个遗址中发现了包含有重石器的卡劳恩文化(Qaraoun culture)，但尚未确定其具体年代。

农业在中国的起源

中国华北的农业起源位于早期汉藏语系的人口聚居地以及黄河盆地。居住在这个区域的人类在距今大约8000年前驯化了小米和高粱，于7500年前开始广泛种植。在距今4500年前，古人类在华北驯化了大豆。在公元前2500年，橙子和桃子也开始被驯化。距今大约13500-8200年前，该区域居民驯化了水稻。

水稻的驯化中心在长江下游和中游地区。那里人口众多，彼此之间有定期的贸易往来，并与西边的早期南亚语系和南边的早期壮侗语系族群有交往，促进了水稻种植在整个中国南方地区的传播。水稻和杂谷（包括大麦、小麦、高粱等）的种植文化在距今大约9000-7000年前首次接触，在两种作物的种植中心之间人们会同时种植水稻与杂谷。

结果

社会变革

革命后，古人类通常定居在一个固定区域，农耕方式可以支持更大的社会群体，人口密度往往比采集者社会更高。贸易的发展以及社会复杂程度的提高促使农耕者更多的与外界群体发生接触交流。同时，狩猎采集者由于其不断迁徙的生活方式而难以长期储存食物，那些有固定居所的人则可以比较方便的储存粮食。

各观点对新石器革命的看法

传统观点，农业产出的额外食物带来了更加密集的人口，这些额外人口又反过来促进了社区的聚集。食物和工具的积累促成了社会分工，社会规模的壮大带来了政治的发展。额外的食物使社会中的精英阶级有了存在的可能，他们不必从事农业或者工商业，而是以其他的方式统治社区并为之制定政策。

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作品《直到昨日的世界》提出，牛奶和谷物的供应使得母亲可以同时抚育较为年长（3-4岁）的和年幼的孩子，于是社会人口得以迅速增长。

V. Spike Peterson 以女权学的观点来看待农业进程，认为农业加剧了性别的不平等。

Veronica Strang ，以宗教发展来看待农业进程，他认为随着政治的集中化，社会角色必须被固定并合理化，那么宗教就为这种合理化提供了一种合适的方法。这种发展从宗教的多神向单一神灵的转变中也能看出一二。

后续发展

安德鲁·谢拉特认为在新石器革命之后还有另一个重大的革新时期，他称之为“第二次产品革命”。他认为人对动物的最初驯化似乎只是为了获取食物，而第二次产业革命始于人们对动物其它产物的利用。这些发现包括：

皮革（来自未经驯化的动物）

将动物的排泄物用作肥料 （来自所有被驯化的动物）

毛发（绵羊、骆驼、羊驼、安哥拉山羊）

奶 （山羊、牛、牦牛、绵羊、马、骆驼）

繁重的体力劳动 （牛、野驴、家驴、马、骆驼、狗）

保护和狩猎（狗）

谢拉特提出，这次发展最终为人类带来了集约化的自给农业，人类得以开垦更多的土地用作耕种。它还使在沙漠边缘的半干旱地区的游牧成为可能，并最终导致了单峰骆驼和双峰骆驼的驯化。人类在这些地区的过度放牧，特别是山羊群的过度放牧，极大地扩展了沙漠的面积。

人们可以储存食物以应对贫乏时期，并将自己的多余储存用于交换其它生活必需品。一旦交易体系成型，人口就可以迅速增长，社会随之演变出工匠职业。归功于食物的充裕，工匠可以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研究一些新的技艺，例如金属兵器。复杂的社会可能需要借助于某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才能有效地工作，宗教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社会组织。人口的增长可能还带来了军队的职业化以及私有制的发展。

自然选择

受自然选择原理影响，首先驯化了大型哺乳动物的人群在几个世代内就显著增强了对人畜共患病的免疫能力。……

坏处

生活水准

人们的生活水准并没有因为农业的引入而有很大的提升，就以下方面，农业时期的人类生活状况要比狩猎采集时更差：

向谷物饮食的转变降低了人类的平均寿命。

人类身材变得更加矮小。

婴儿死亡率增加。

各种疾病增多（例如传染病，慢性疾病、炎症、退化性疾病〔例如肥胖、2型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

特定的营养成分缺乏（例如维生素、铁元素和矿物质）。

骨质和牙齿的状况变差。

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人类的平均身高降低了10cm，一直到20世纪，人类的身高才恢复到农业社会前的水准。

尽管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受农业带来的人口增长与其伴随的疾病滋生、战争兴起等负面影响所影响，人口数量却没有立即发生显著的增长。

饮食与健康

在农业社会初期，农民可能会依赖单一作物，而这会对人的健康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其它影响健康状况的因素还包括家禽/家畜身上的寄生虫、垃圾中滋生的害虫、食物或水源污染等等。

与狩猎采集者相比，新石器时代农民的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而纤维、微量元素和蛋白质的含量较低。这导致了人群中龋齿概率的增加，以及儿童发育减缓、体脂增加。研究发现，世界各地的人类在向农业转型之后，他们的身形都变得更加矮小了。这种身高的变化趋势可能会随农业饮食的季节因素以及作物歉收影响而加剧。

疾病传播

在农业社会下，疾病的传播要更为迅速。农业方面，会造成当地昆虫与细菌的增长，而谷物的储存也会引来昆虫和啮齿动物。畜牧方面，则导致了病原体的跨物种传播，而当时的环境卫生状况更是加快了这类传播的速度。例子如下：

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疾病种类包括：流感、天花、麻疹等。

适应人类的肠道沙门氏菌曾感染整个欧亚大陆西部农牧民5500年。

在与欧洲殖民者正式接触之前，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的大部分人口都已经在这些源于欧、亚、非洲的疾病传播中丧生。

90%的美洲人口死于外来的传染病。

虽然印加文化中也有饲养大型哺乳动物（羊驼）的行为，但印加人并不喝羊驼奶，他们也不会把羊驼饲养在封闭的人类居住区内，所以他们感染疾病的风险要低很多。

根据生物考古研究，在4000至1500年前的东南亚水稻种植社会中，农业并没有像在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对人的身体与牙齿健康造成过多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