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伐克民族起义

背景

政治环境

1939年3月14日，在第三帝国的强大压力下，斯洛伐克议会宣布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独立，并宣布成立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在接下来的六年里的政治发展是由其作为第三帝国“保护国”的地位决定的。在1939年3月23日缔结的《保护条约》中，斯洛伐克努力与第三帝国“密切合作”实施其外交政策和军队建设，并在该国西部设立一个“保护区”，供德国国防军建立军事设施和驻军。在另外缔结的“经济和金融合作保密议定书”中，德国还确保了其对斯洛伐克经济的利益。作为回报，第三帝国努力“保护斯洛伐克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然而，在国家成立时，斯洛伐克的独立还远未得到保障。独立后不久，当斯洛伐克被匈牙利军队入侵，随后不得不将斯洛伐克东部领土割让给霍尔蒂的匈牙利时，第三帝国在保护义务方面的灵活性变得显而易见。柏林在这场冲突中没有给予斯洛伐克任何保护，只是扮演了调解人的角色。事实上，在斯洛伐克国成立后的几个月里，德国领导层仍然不清楚其是否继续存在，并将其视为与匈牙利和波兰谈判的筹码。由于只有德国政府才能保证独立国家的存在，因此斯洛伐克政客的日常秩序是良好的行为和顺从，以免危及第三帝国的保护。"

斯洛伐克共和国由独裁的斯洛伐克人民党一党政权统治。历史学家有时将其归类为法西斯主义，或者——参照政府与天主教神职人员之间的密切关系——教权法西斯主义，但也简单地归类为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1939年7月的斯洛伐克宪法更多地模仿了萨拉查的葡萄牙和陶尔斐斯的奥地利的宪法，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独裁统治。……

协作机制

自1925年以来，执政党人民党（赫林卡）已经是斯洛伐克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但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从未获得超过三分之一的斯洛伐克选票。……

起义

马丁事件和爆发起义

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一世于8月23日成功叛离德国转投苏联，这在柏林引起了恐慌，并担心罗马尼亚的榜样会被中欧东部的其他德国卫星国效仿。在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改变战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东南欧卫星国首次从德国叛逃。8月27日，在斯洛伐克的马丁，苏联游击队领导人韦利奇科领导的游击队和起事的斯洛伐克当地驻军联盟在军事总部不知情的情况下，劫持了一列在罗马尼亚倒戈之后德国驻罗马尼亚军事委员会从布加勒斯特返回柏林的火车。22名德国军官被逮捕，第二天早上，他们都被起事的政府军按照韦利奇科的命令全部枪杀。

主要是发现斯洛伐克军队参与了马丁事件，但也因为许多部队对布拉迪斯拉发政府越来越不忠，这引发了第三帝国迅速而严厉的反应。德意志帝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要求德国特使卢丁立即说服斯洛伐克政府正式同意德国入侵。卢丁随后（再次）会见了蒂索总统，或多或少地明确要求他批准德国的占领，蒂索犹豫了很久才同意。然而，在斯洛伐克领导层要求柏林提供军事支持之前，德国国防军已经采取了干预斯洛伐克的措施。德国军队在斯洛伐克的干预，几周前就已经考虑过，现在已经付诸行动。马丁事件发生仅24小时后，德国国防军的第一批临时部队就进入了斯洛伐克。

戈利安和他的同谋者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局面。他们没有关于什米德克任务结果的消息，也不知道苏联的态度。自什米德克代表团抵达苏联以来的三个多星期里，流亡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没有听到苏联对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计划的态度。莫斯科保持沉默。……

初始形势和裁军行动

在起义的头几天，起义军控制的领土面积约为22,000平方公里，占当时斯洛伐克领土的一半以上，人口170万，约占斯洛伐克总人口的64%。……

结果

德国占领政权和战争罪行

起义开始后，蒂索政权最终失去了本国的支持，完全依赖第三帝国。在接下来的时期里，党卫军部队与斯洛伐克部队和从斯洛伐克德国人中招募的“乡土卫队”一起，对游击队和平民采取了残酷的行动。起义结束后，对被俘起义者的报复措施和对前起义地区平民的“惩罚措施”导致受害者人数增加。公开处决、大规模枪击、驱逐到灭绝营和集中营以及焚烧社区和村庄现在是斯洛伐克日常的一部分。大多数行动是由H别动队组织的，该行动在起义爆发后不久被派往斯洛伐克，并且经常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进行烧杀。受害者主要是犹太人，但许多罗姆人、被捕的游击队和起义者及其支持者也未能幸免。总共约有30,000名斯洛伐克公民被驱逐到德国监狱、劳改营、拘留所和集中营（约三分之二被驱逐到监狱和劳改营）。

大规模袭击事件最多的地方是克雷姆尼察（743名受害者，其中包括280名妇女和99名儿童）和涅梅茨卡（至少400名受害者），枪击事件是由H别动队第14特别行动组在赫伯特·德夫纳上尉的领导下组织的，并在赫林卡卫队应急单位的一支部队的合作下进行的。H别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逮捕起义的军事领导人，即韦斯特将军和戈利安将军。10月27日占领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后，他们撤退到多诺瓦利山口，到达波赫龙斯基布科韦茨村，11月3日在那里被别动队第14组逮捕。两位将军在布拉迪斯拉发接受审问，然后于11月9日被带到柏林。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将军们的命运，但根据历史学家欣德拉若娃的说法，一切都表明他们于1945年2月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被枪杀。

犹太人的驱逐和屠杀

1944年8月底爆发的起义被德国领导人视为完成斯洛伐克犹太人口灭绝的机会。与1942年的驱逐不同，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几乎完全由德国机构组织和执行。……

反响

同时期解读（1944-1945）

1944年9月和10月，斯洛伐克合作政权的代表将起义称为规模小、毫无准备、毫无意义和外国策动的——这是“非斯洛伐克元素”的工作：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捷克人、犹太人、俄罗斯伞兵和国内叛徒。对于蒂索总统和人民党（赫林卡）的领导层来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是一场纯粹的共产主义阴谋，一小部分斯洛伐克人以虚假事实为借口，任由起义概念被滥用。他们认为国家的崩溃是一种历史误解，他们认为这是由于外国势力的干预和从莫斯科和伦敦引进的外国意志造成的。执政党人民党及其意识形态继任者的同情者认为，这是一场犯罪、反民族、亲捷克、亲布尔什维克和反基督教或者是路德宗的阴谋，是对国家主权的恐怖主义和自相残杀的内战。镇压起义后，德国赞助人宣布伟大胜利的需要占了上风——因此，斯洛伐克官方媒体也将“政变”重新归类为“起义”。

流亡总统贝奈斯希望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视为他对战前捷克斯洛伐克忠诚的确认。然而，他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也不得不接受斯洛伐克国家机构的自信行为，1945年后，事实证明很难回到战前的中央集权。大多数斯洛伐克非共产主义组织者和参与者希望在平等权利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斯洛伐克和捷克联合民主国家。

战后民主捷克斯洛伐克的评价（1945-1948）

1945年8月29日，在庆祝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一周年之际，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参加了起义受害者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庆祝活动旨在动员人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框架内重建饱受战争蹂躏的斯洛伐克，最重要的是，传递一个信息：这场战争是“反法西斯”的，“法西斯分子”应对所有暴行和罪行负责。……

共产主义捷克斯洛伐克的重新解释（1948-1989）

1948年2月上台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获得了管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历史遗产”的专有权。……

国际反响

斯洛伐克历史学家斯坦尼斯拉夫·米切夫（Stanislav Mičev）是班斯卡-比斯特里察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博物馆的馆长，他在2014年70周年之际哀叹道，尽管它几乎与华沙起义同时发生，双方出动了更多的部队，战区也更大，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是一场“基本上被遗忘的起义”。

在德国史学中，1944年秋季的斯洛伐克起义——就这一事件所受到的关注而言——本质上被描述为一场反对德国“保护力量”和教权独裁蒂索政权的民族抵抗斗争。克劳斯·舍恩赫尔认为，这种方法原则上公正地对待了事件，但在他看来，这种方法忽略了将事件置于中东欧和东南欧整体军事局势的背景下。这是因为——根据舍恩赫尔的评估，这场起义，再加上几天后开始的红军对贝斯基德山前线的袭击，可能会对第三帝国在东南欧的军事和政治地位构成重大威胁。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行动仍处于恢复阶段，只能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红军既不想也不能错过与起义军联合在乌克兰北部和南部集团军后方形成超大桥头堡的机会。

德国历史学家马丁·屈克特（2013）指出，1944年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与华沙起义一样，是“中欧东部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体系及其盟友的最大起义”。捷克历史学家莲卡·欣德拉若娃（2013）表示，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也是“欧洲武装抵抗国家社会主义和合作政权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之一”。

德国记者和历史学家罗兰德·舍恩菲尔德（2000）对1939年至1945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的重要性和斯洛伐克国家地位的困境进行了如下评估：

研究

虽然从德国的角度对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和随后的苏德战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1944年秋季的斯洛伐克起义和同期北乌克兰集团军对喀尔巴阡山口的防御却很少受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历史学家的关注。克劳斯·舍恩赫尔用德语详细描述了斯洛伐克起义中的战斗和各个单位。在1944年Herbst出版的《Die Niederschlagung des Slowakischen Nationalaufstands im Kontext der deutschen militärischen Operationen（在德国军事行动背景下镇压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一书中，他还对沃尔夫冈·费诺尔的研究进行了批判性审视，该研究长期以来被视为德国历史研究的标准著作，他在指出了费诺尔的许多事实错误。在另一篇文章中，舍恩赫尔分析了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如何影响维斯瓦河和南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德国-匈牙利防御战线的军事形势。

费诺尔的出版物于1969年出版，标题为《捷克斯洛伐克起义——1944年开始斯洛伐克自由战争》，1983年改成《塔特拉山的起义——1939-1944年斯洛伐克战役》被塔季扬娜·滕斯迈耶拒绝，称其为“德国国防军的正当理由”。2013年，莲卡·欣德拉若娃的论文《破坏的结局》发表，作者在论文中论述了1944年夏末来到斯洛伐克打击抵抗运动的H别动队，作为纳粹浩劫后期所犯罪行的代表。这本书以德语和英语出版。……

文化和艺术纪念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反对其独裁统治制度的抵抗的记忆在斯洛伐克今天仍然非常重要，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是纪念的中心。许多城市都以它命名街道或广场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和兹沃伦的主广场都是以SNP命名，布拉迪斯拉发的前市场广场自1962年以来也以SNP命名。SNP大桥是该市在多瑙河上的第二座桥梁，也位于布拉迪斯拉发。全长769公里的Cesta hrdinov SNP（SNP英雄之路）从布拉迪斯拉发的德温城堡延伸到杜克拉山口，是斯洛伐克最重要的主要旅游路线，与E8欧洲长途步行道的斯洛伐克段基本重合。

早在1989年之前，起义就已经是斯洛伐克电影制作的首要主题，为周年庆典制作了100多部电影（主要是纪录片和约40部故事片）。导演帕洛·别利克制作了传奇片《狼洞》（Vlčie diery），它充满了悲情，从胜利者的角度出发，但也有生动的人物，超越了黑白思维，并使用了直接来自起义的纪录片。首映式原定于1948年8月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四周年，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保留，一些场景不得不重新制作：电影委员会要求强调“本国背叛”和苏联解放者所扮演的角色。与公共生活中的任何地方一样，从1949年到1955年，电影摄影中也有具有约束力的意识形态教条：民族主题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幽灵有关。起义的主题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才合法化。……